吾生也晚。據(jù)說，春秋戰(zhàn)國時代有過“百家爭鳴”的盛況。我猜想，那應(yīng)該不是一個上百人爭搶話筒比誰的嗓門兒更高的場面。所謂“爭鳴”，應(yīng)該是一種自由發(fā)表意見、充分交流觀點的文化氛圍和價值取向。但不管是“發(fā)表意見”，還是“交流觀點”，前提是要去“游說”，“周游列國”或者親往稷下學(xué)宮去講授。總之，您得移動尊駕，親自走一趟。那情形，大約是坐一輛木輪牛車，沉甸甸地拉著那些記載著意見和觀點的竹簡，咿咿呀呀地上路。千山萬水、風(fēng)餐露宿，走到陳蔡之地時，還可能斷炊甚至被追打。

后來不必這樣了。到了漢朝，有人發(fā)明了造紙術(shù)，有了紙，書寫和傳閱變得簡單而便利。西晉太康年間有位文學(xué)家，姓左名思字太沖，他寫了《三都賦》，人見人愛，花見花開，競相傳抄，弄得洛陽紙價上漲。有好事者造了個“洛陽紙貴”的新詞兒，專為夸人文章漂亮。左思的《三都賦》不脛而走，不勞左先生走州過府、大街小巷地上門送貨。

再后來，唐朝，有人發(fā)明了雕版印刷。只可惜，那時印刷是個奢侈品，尋常人家是不方便用的。據(jù)說，當年只有佛經(jīng)和長孫皇后的著作《女則》，享用了這種高新技術(shù)。

又后來，宋朝，有人發(fā)明了活字印刷。從“雕版”到“活字”是一場革命，從此，“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有了活字印刷術(shù)，書，真正成了知識和思想傳播的載體。

于是讀書成為時尚。成書于宋代的《神童詩》，開篇就說：“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那時候，只要家有隔夜糧，心存鴻鵠志，年輕人都酷愛讀書。“頭懸梁、錐刺股”，十年寒窗，點燈熬油、廢寢忘食地讀，待到讀得滾瓜爛熟或者自以為滾瓜爛熟時，便去參加朝廷的“考級”。秀才、舉人、進士，探花、榜眼、狀元，一路考下去，考了上千年。

問題來了。一本書，就算它是圣賢書，被那些冬烘腐儒囫圇吞棗、尋章摘句地啃噬了上千年之后，你“兩耳不聞窗外事”，書蟲似的將它再嚼一遍，就算是倒背如流，能流出多少真知灼見！當讀書成為科舉的“敲門磚”時，或者更廣泛地說，當書本成為一種被崇拜和迷信的律條時，其本質(zhì)就是禁錮思想的枷鎖和窠臼，與傳播沒有什么關(guān)系了。

古人有一個省心省力的傳播方式：題壁。

據(jù)考證，關(guān)于“題壁”的最早記載，見于《梁書·簡文帝本記》。侯景之亂，簡文帝被廢。曾于囚室中“題壁自序”并作《連珠》二首，慨嘆命運，“文甚凄愴”。梁太宗題壁，當然是想“傳播”，但畢竟題寫在囚室之內(nèi)，于“傳播”會有些障礙。

唐朝，題壁蔚成風(fēng)氣。元稹曾為白居易的詩集作序，談到白居易詩歌流傳廣布，有“禁省、觀寺、郵候墻壁之上無不書”之語。更有甚者，如《全唐詩》所記，寒山“嘗于竹木石壁書詩，并村墅屋壁所寫文句三百余首，今編詩一卷”。可見詩僧寒山的作品，首次發(fā)表時，竟然都是“題壁”。

宋朝，題壁熱情不減。宋代詩人張表臣游鎮(zhèn)江甘露寺，將自己的近作《驀山溪·樓橫北固》題寫在寺院墻壁上。寺僧抱怨說：“方泥得一堵好壁，可惜寫了。”張表臣笑答：“壁間之題，漫圬墁之，便是甘露寺祖風(fēng)也。”可見，甘露寺的墻壁，總是抹平了、刷白了，又被文人墨客寫滿了，寺僧早已無可奈何。

題壁成為一種詩詞傳播方式，一種獨特的文化景觀。為了方便題詩，寺院驛站、郵亭客舍，大都備有專用的詩板、詩牌，滿足文人墨客題寫詩詞之需。宋人魏慶之《詩人玉屑》記載：“澧陽道旁有甘泉寺，因萊公、丁謂曾留行記，從而題詠者甚眾，碑牌滿屋。”宋人周輝《清波雜志》記載：“輝頃隨侍趙官上饒，舟行至釣臺敬謁祠下，詩板留題，莫知其數(shù)。”“碑牌滿屋”、“莫知其數(shù)”，足見題壁風(fēng)習(xí)之盛。

最富盛名的題壁詩，是崔顥的《黃鶴樓》。詩云：“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余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fù)返，白云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xiāng)關(guān)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詩作膾炙人口，嚴羽在《滄浪詩話》中甚至說：“唐人七言律詩，當以崔顥《黃鶴樓》為第一。”我們不說詩，只談題壁。據(jù)元人辛文房《唐才子傳》記載：崔顥“游武昌，登黃鶴樓，感慨賦詩。及李白來，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無作而去，為哲匠斂手云。”

崔顥登黃鶴樓題壁，佳景佳作，毋需多說，要說的是李白的“無作而去，為哲匠斂手”。對這段傳說，歷來是見山見水、見仁見智。有人看見李白對崔顥的贊賞，有人看見李白甘拜下風(fēng)，還有一種觀點，認為這只是個傳說，并非史實。我也覺得，這個段子傳說的成分更大些。但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個傳說就此傳開，一直傳到了今天。這件事背后，其實是一種公眾文化心理，一種集體無意識：人們愿意讓李白登黃鶴樓，和崔顥的題詩面對面；愿意看高手打擂，英雄爭霸；愿意聽李白說：“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因為有這么多的“愿意”，游人如織的黃鶴樓，就變成了一個名利場。豈止是黃鶴樓，一切輸贏成敗關(guān)乎聲名高下、利益取舍的地方，都配得上這個名號。名利場上，圍觀者眾，這當然便于放大傳播效果，只是一涉名利，傳播就變了味。

說傳播，不能不說報紙，因為報紙是重要的傳播媒介，還因為透過“報紙”，可以更好地理解“傳播”。

漢承秦制，始于秦朝的“郡縣制”在漢代被保留和繼承下來。為了方便與中央政府的聯(lián)絡(luò)，各郡在京城長安派駐代表，其住所稱“邸”；他們將圣旨、詔書、朝臣奏議以及他們認為重要的小道消息抄錄簡記，快馬報送郡太守，稱“邸報”。

史家認為，“邸報”是最早的報紙，它出現(xiàn)于西漢初年（公元前200年左右），比羅馬帝國凱撒大帝的《每日紀聞》（公元前59年）早了一個多世紀。史家的點撥，可以增廣見聞，卻也讓人想起魯迅先生曾為“國民性”畫“阿Q”相，其中一副面孔便是“先前闊”。可見，諳熟“精神勝利法”的，不只是行走于未莊的阿Q，這是題外話。

漢代的“邸報”，確實發(fā)揮了將長安的信息快馬傳播出去的作用。但“邸報”時代的傳播，前半段更像是公開或半公開的情報搜集，后半段則像是郡太守的家書快遞。這種“情報”、“家書”模式一直延續(xù)到唐代，不同的是，“邸”更名為“進奏院”，“邸報”更名為“進奏院狀”，漢代的郡太守換成了唐朝的州府長官和藩鎮(zhèn)將軍。

變化是漸漸發(fā)生的。唐人孫樵《經(jīng)緯集·讀開元雜報》記錄了這種變化的痕跡：

樵囊于襄漢間，得數(shù)十幅書，系日條事，不立首末。其略曰：某日皇帝親耕藉田，行九推禮；某日百僚行大射禮于安福樓南；某日安北奏諸蕃君長請扈從封禪；某日皇帝自東封還，賞賜有差；某日宣政門宰相與百僚廷爭一刻罷。如此，凡數(shù)十百條。樵當時未知何等書，徒以為朝廷近所行事……有知書者自外來，曰：“此皆開元政事，蓋當時條布于外者。”樵后得《開元錄》驗之，條條可復(fù)。

孫樵是唐宣宗大中九年（公元855年）進士，晚唐時期散文家、史學(xué)家。在唐朝古文運動中，孫樵師宗韓愈。明代以降，聲名日隆。清人更將孫樵與韓愈、柳宗元、李翱、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并稱為“唐宋十大家”。

《讀開元雜報》透露了兩個消息，一是孫樵入仕之前，曾在民間讀到了“開元雜報”，顯示以往專屬于州府長官和藩鎮(zhèn)將軍的“邸報”、“進奏院狀”，有了與民間分享的可能；二是“條布于外”四字，顯示了“情報搜集”模式開始向“信息發(fā)布”模式轉(zhuǎn)變的可能。這兩個可能，讓人生出了關(guān)于“邸報”正朝著公眾傳媒方向演變的遐想。

事實上，現(xiàn)實要比遐想走得稍慢些。北宋太平興國六年（公元981年），宋太宗設(shè)立都進奏院，統(tǒng)轄“邸報”信息采編、審定、發(fā)布事務(wù)。從此，“邸報”具有了中央政府公報性質(zhì)，不再是漢代郡太守或者唐代藩鎮(zhèn)將軍的“情報”和“家書”。隨著印刷技術(shù)的應(yīng)用，一個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級官員以及士大夫知識分子在內(nèi)的龐大讀者群漸漸形成。同時，出版周期也趨于固定，有半月刊、旬刊和五日刊，到南宋光宗紹熙（公元1190年）年間出現(xiàn)了日刊。

此時的“邸報”已經(jīng)有模有樣，儼然是公眾傳媒了。

宋朝官家統(tǒng)轄“邸報”編發(fā)，皇家的絕對權(quán)力介入傳播活動。這是一把雙刃劍。此一時可以是推動的力量，使“傳播”實現(xiàn)跨越式發(fā)展；彼一時則可能是扭曲的力量，令“傳播”走向自己的反面。

北宋咸平二年（公元999年）發(fā)生了許多事情，有一些時常被后人提起。五月，一個男孩兒出生在合肥巢湖北岸，父親為孩子起名叫包拯。七月，契丹主下詔南伐，宋遼烽火又起。九月，真宗下詔，于杭州、明州（今寧波）設(shè)市舶司，開放通商。十月，遼軍圍攻遂城，北宋守將楊延昭利用寒潮天氣，命軍民星夜汲水潑澆城墻外側(cè)，以“冰城”御敵制勝，史稱“鐵遂城”。十二月，宋真宗御駕親征，駐蹕大名府……有一件事很少被人提起：這一年，在遼兵劫掠、戰(zhàn)事膠著之際，真宗下詔，實行邸報“定本”制度，規(guī)定進奏院要將編好的邸報稿樣五日一報，呈送樞密院審查，然后以“定本”向地方發(fā)布。封建專治體制下的新聞檢查和信息封鎖制度粉墨登臺。

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了官家“定本”，隨之就有了民間“小報”。“小報”與“定本”的斗法、博弈，客觀上成就了紛繁熱鬧的宋代傳媒史。讀幾段“時評”，約略可以窺其一斑。

南宋周麟之，江蘇海陵人，紹興十五年（公元1145年）進士，曾任兵部侍郎、翰林學(xué)士，官至同知樞密院事。他曾記述“小報”種種情狀，堪稱繪聲繪色：

小報者出于進奏院，蓋邸吏輩為之。比年事有疑似，中外不知，邸吏必競以小紙書之，飛報遠近謂之小報。如曰：“今日某人被如，某人罷去，某人遷除。”往往以虛為實，以無為有。朝士聞之，則曰：“已有小報矣！”州郡間得之，則曰：“小報到矣！”他日驗之，其說或然或不然。使其然焉，則事涉不密；其不然焉，則何以取信？此于害治，雖若甚微，其實不可不察。臣愚欲望陛下深如有司，嚴立罪賞，痛行禁止。使朝廷命令，可得而聞，不可得而測；可得而信，不可得而詐，則國體尊而民聽之。（《論禁小報》）

南宋光宗紹熙四年（公元1193年）十月，有臣僚上奏，指責(zé)小報“鑿空撰造”：

國朝置進奏院于京師，諸路州郡亦各有進奏吏，凡朝廷已行之命令，已定之差除，皆以達于四方，謂之邸報，所以久矣。而比來有司防禁不嚴，遂有命令未行，差除未定，即時謄播，謂之小報。始自都下，傳之四方。甚者鑿空撰造，以無為有，流布近遠，疑誤群聽。（《宋會要稿·刑法二下》）

沒有官家的“政治正確”罩著，“小報”被大臣們責(zé)罵不足為奇。有趣的是，官家的“定本”制度也屢遭詬病。從北宋咸平二年（公元999年）真宗下詔設(shè)立“定本”制度，到南宋德佑二年（公元1276年）臨安淪陷、南宋政權(quán)瓦解，277年間，“定本”制度五起五落。除去北宋、南宋兩次亡國，“定本”制度隨朝政一起崩潰，另外三次廢止“定本”制度，都源于朝臣對其弊端的痛斥切責(zé)。

南宋紹興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右正言凌哲上書高宗，指出“定本”制度三宗罪：一是導(dǎo)致行政效率低下：“動輒旬日，俟許報行，方敢傳錄”；二是鼓勵庸官懶政，報喜不報憂：“官吏迎合意旨，多是刪去緊要事目，止傳常程文書”；三是造成信息不暢，政令不通：“偏州下邑往往有經(jīng)歷時月不聞朝廷詔令”。諸罪歸一，要害是“切恐民聽妄生迷惑，有害治體”。 凌哲所言，雖然跳不脫“治國”、“御民”的格局，卻是早勝過庸官無數(shù)。

拉拉雜雜扯得遠了。收攏起來，其實不外乎兩句話。其一，思想、情感、知識、信息的傳播是絕對的；其二，傳播的內(nèi)容、方式、目的以及路徑卻是相對的。

從絕對的意義上說，交流和傳播是人類生存與發(fā)展的基本需求，是人類社會須臾不可少的。沒有交流和傳播，不僅社會組織和管理、社會發(fā)展和進步無從談起，連起碼的社會生產(chǎn)都無法實現(xiàn)。因此，不斷地將“傳播”（包括傳播的內(nèi)容、目的、方式、載體以及路徑等各個方面）從各種歷史和現(xiàn)實的制約中，從各種觀念、制度、技術(shù)和物質(zhì)媒介的局限和約束中，解放出來，讓“傳播”更便捷、更自由、更利于人的全面發(fā)展，始終都是“人的解放”的一部分。

從相對的意義上說，在具體的歷史和現(xiàn)實生活中，沒有抽象的、純粹的、自由而不受任何約束的傳播。相對于紙帛，竹簡是約束；相對于印刷，抄寫是約束。“約束”不能避免，“純粹”也難。讀圣賢書是思想傳播，一入科場就成了開啟仕途的“敲門磚”。黃鶴樓題壁是藝術(shù)傳播，一涉文壇聲名便無異于“名利場”。“定本”的“迎合意旨”是傳播的桎梏，“小報”的“鑿空撰造”是傳播的另一種桎梏。不同思想觀點在辯難和詰問中傳播，看似逆水行舟，卻造就了先秦時期的“百家爭鳴”。一種思想觀點在權(quán)力的護航下、在沒有質(zhì)疑的環(huán)境中傳播，看似順風(fēng)順水，卻形成了西漢時期的“獨尊儒術(shù)”。

揭示“傳播”的絕對性和普遍性是真知，洞察“傳播”的相對性和具體性是灼見。如果只看到“傳播”的絕對性、普遍性，并以此去否定“傳播”的相對性和具體性，那是一種幼稚。相反，如果只看見“傳播”的相對性和具體性，因此去否定“傳播”的絕對性和普遍性，就是一種愚蠢。不幸的是，我們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是陷在或“幼稚”或“愚蠢”的泥淖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