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從小有夢想的人。幼年做過總統夢，少年做過音樂夢，青年做過科學夢，中年做過老板夢，唯獨沒有作家夢，偏偏43歲那年，突然成為作家。截至發稿，我已經正式出版長篇小說40部，加上中短篇小說集和再版、重新出版的長篇小說，總共出書46本，被朋友稱為“名副其實的純文學高產作家”。

文學是人學，但“人學”是個寬泛的概念。醫學、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甚至犬子研究的古脊椎動物學，都可以比文學更加“人學”，所以，我理解的文學之“人學”側重“人際關系”，我寫的小說也是上來就揭示復雜的人際關系，很少在風景上浪費筆墨，認為那是游記、散文或隨筆的任務，小說的任務就是揭示、理清人際關系，以及由這種復雜人際關系導致的百變人生。《中國式股東》原名叫“股東關系”，按出版社意見才用了現在的名字。

從小就聽說性格決定命運，許多文學作品也力圖佐證這個真理，我當然也一直信以為真，直到出版幾十部長篇小說之后，才忽然發現這話不對，至少不全面，應該修正成“性格與運氣共同決定命運”比較妥當。別的不說，單說我突然成為作家這件事，難道全是性格決定的嗎？肯定不是，至少是性格與運氣共同決定的，而且，運氣的作用大于性格。

2001年，我擔任董事局主席助理兼華南投資公司董事長的金田（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退市，積累多年的事業歸零，感覺身上的血突然被抽干一樣，高燒住院，卻瞬間被推走的真正“高干”嚇退燒，可醫院規定必須住院一周。無聊，買了本百花文藝獲獎作品集，見同時收錄池莉的兩篇小說，覺得不符合管理學的“平衡原理”。除非非常特別。怎樣特別呢？看完后感覺這樣的小說我也能寫，于是出院后就寫了。因池莉是從《芳草》走出的，所以我投稿給《芳草》。不懂規矩，采用當時不被編輯接受的電子投稿，可歪打正著，《芳草》編輯杜治洪老師恰好看了，發了。緊接著，又發了后來令我名聲大噪的《高位出局》。

2002年底，我斗膽把兩個小說自然投稿《人民文學》，本希望他們能挑選一個，沒想到責編楊泥和主編李敬澤商量的結果是兩篇全部留用，并立刻在2003年2期、3期連續發表《擔保》和《漲停板，跌停板》。懂行的人告訴我，這是“絕無僅有”的，于是我自信膨脹，辭職專門寫小說。后來見到李敬澤老師，我說謝謝，他卻說：“丁力兄，對不起，是我害了你。”真沒害我。不辭職，我現在仍然是所謂的企業高管，但不管多“高”，還是打工的，而當作家至少有獨立人格。所以，我感謝《人民文學》！

2003年，深圳作家盛可以比較火，我買來她的《水乳》，看完后照著書上出版社的電話打過去，稱我的長篇可能比她的更能反映“深圳”，臧永清說你發來看看，之后，臧社就一口氣出版了我的《親嘴樓的故事》《大老板小老板》《征婚》《應聘》《從坡坡屋出來的女人》《深圳河》《散戶》七部長篇。

2017年，賀紹俊老師開始關注我的小說，他在《面對經濟時代的新文學思維》中指出：“中國現當代文學是在風起云涌的革命大潮中誕生和發展起來的，這也決定了革命思維的主題表達。改革開放之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為當代文學提供了一個新的現實。但不少作家仍然延續革命思維來處理經濟建設的新現實。丁力作為新經濟活動的直接參與者，將自己的體驗和思考寫進了小說，為我們提供了認知經濟時代的新的文學思維方式。”在《邏輯、經濟、深圳》一文中，賀紹俊老師寫道：“鄉愁屬于鄉土文學的審美形態，如果我們的城市小說不能從鄉愁之中走出來，就不可能建構起真正的城市文學審美形態。文學離不開愁，新的都市文學同樣需要以愁來澆灌，但不會是鄉愁，而是從城市中提煉出來的愁，是一種充滿現代意識的愁。在這方面，丁力做了有益的嘗試。”

2018年初，獲悉吳義勤書記兼作家出版社社長，我發去《圖書館長的兒子》，他看后很喜歡，“覺得這個作品跟丁力之前的財經小說完全轉變了風格。藝術上、文學上都很強。丁力過去的財經小說我們只是好奇作為類型小說去看，但《圖書館長的兒子》完全是一個純文學作品。故事完整，敘事從容，語言幽默、反諷、抒情，藝術性有很大提高。我覺得丁力升華了，至少在文學性上升華了。”于是，吳義勤老師又要去我的《深圳故事》一并出版，并申報中國作協重點扶持項目。

2018年8月26日，深圳特區成立38周年紀念日，在楊黎光、李蘭妮、吳君的推動下，深圳市文聯和深圳作協召開我的作品研討會，深圳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李瑞琦書記和專職副主席張忠亮充分鼓勵和肯定我的小說創作，把我作為這座城市代表性作家之一推向全國。

一座城市的文化，往往體現在這座城市有沒有代表性作家上，一位作家的文學地位，也體現在有無耳熟能詳的代表作上，我想，自己中風之后出版的《中國式股東》《圖書館長的兒子》《深圳故事》《租友》和《只坐頭等艙》，或能大致勾勒出我的創作特色與風格并可稱之為我的代表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