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蘭詩歌

從時代特征上說，芬蘭詩歌分為古代詩歌和現代詩歌兩個時期。許多世紀以來，主要由于芬蘭的地理位置，芬蘭人民一直處于歐洲文明的邊緣地帶。隨著基督教的出現，這種與世隔絕的狀態才被打破，新的思想意識逐漸與舊有的自然神話、部落英雄傳說交織融合，形成了豐富多彩的芬蘭文化。這些故事起源于芬蘭西南部地區，千百年來口頭相傳，逐步流傳到人口稀少的東南一帶。19世紀時，學者們曾在芬蘭東南部收集了這些傳說。

已經記錄的這些佚名之作約有百萬余行，兼有史詩與抒情成分。從事芬蘭古詩歌研究的專家埃利阿斯·蘭羅特(1802—1844)將他收集的豐富材料于1835年和1840年先后匯編出版，前者定名為《卡勒瓦拉》(亦譯《英雄國》)，后者定名為《坎特勒塔》(亦譯《民歌集》)。《卡勒瓦拉》將古代的自然神話、英雄故事和地方化了的基督教傳說糅合交織在一起，編成了一部民族史詩。它每行8個音節，有4個重音(朗費羅曾采用這種音律寫作《海華沙之歌》)。《坎特勒塔》是根據歷史事件匯編的抒情詩、民謠和傳說故事。這些詩歌展現了勞動人民的純樸率直。其情其境，令人神往：少女在等待情人時唱起山歌;牧人在照料羊群時訴說自己的心事。在這些詩里，大自然也似乎富有靈氣，與歌手們一起時而歡笑，時而憂郁。

按照路德宗教改革的原則，《新約》與《舊約》在16世紀和17世紀時翻譯為芬蘭語出版。雖然如此，芬蘭語在很長的歷史時期中只限于為下層人民使用，上層階級使用的是瑞典語。瑞典語享有聲譽，通行于政府及民事機構。但是這些瑞典籍的芬蘭作家不能建立起芬蘭民族文學。一些著名的詩人，如雅各布·弗雷斯(1691—1729)、古斯塔夫·菲利普·克雷伊茨(1731—1785)、弗蘭斯·米凱爾·弗蘭森(1772—1847)等，雖然富有民族感，卻離開家鄉移居瑞典。他們的作品也被歸人瑞典民族文化傳統。拿破侖戰爭結束了瑞典的統治時期(1155—1809)，芬蘭被并入俄羅斯，其文學長期依附于外國的局面才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與瑞典的分離，加上當時歐洲文學浪漫主義運動的影響，這些都使芬蘭的文化領袖們把目光轉向平民和芬蘭的民間文化，認識到在拯救祖國、維護民族獨立完整的斗爭中，他們要把本國文化作為汲取潛在力量的主要源泉。

隨之而來的文化振興是芬蘭作家和瑞典籍芬蘭作家共同努力的結果。民族運動的口號是由先驅者A·I·阿維德松(1791—1858)提出來的：“我們不是瑞典人，也決不會成為俄國人，因此我們必須做芬蘭人。”這個時期的一個重大事件是1831年成立了芬蘭文學社(至今仍然存在)，而對芬蘭詩歌具有最深影響的活動是蘭羅特收集、出版了《卡勒瓦拉》與《坎特勒塔》，向人民顯示了他們的詩歌遺產是多么豐富。但是首先吸收、弘揚了民族精神的卻是兩位瑞典語作家約翰·路德維希·魯內貝格(1804—1877)和扎卡里阿斯·托佩利烏斯(1818—1898)。魯內貝格對芬蘭詩歌發展的重要作用在于兩個方面。首先，按照芬蘭民族浪漫主義的發展綱領，他創作出系列英雄史詩《軍旗手斯托爾的故事》(1848—1860)，為芬蘭民族文學奠定了基礎。這些詩歌根據對俄作戰的回憶，抒發了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其次，他的高超技巧使他成為芬蘭語作家的導師。當19世紀60年代的詩人們發掘祖國語言寶藏時，他們的努力方向就是按照魯內貝格早在以瑞典語寫作時所創造的形式作為規范，在芬蘭語詩歌中建立音律和詩節形式。托佩利烏斯以寫作文筆流暢的田園詩歌而著稱，但是他在詩壇的地位與魯內貝格相比，較為遜色。

以芬蘭語言寫作的詩歌出現于1860—1880年間。但是，除了阿列克西·基維(1834—1872)以外，詩人們雖然表現了運用詩歌形式的才能，卻缺乏創造精神。A·阿爾奎斯特(1826—1889)以筆名奧克薩寧出版了《火花》(1860—1868)，其目的主要是說明如何用芬蘭語寫作不同形式的詩歌。《火花》使他成為芬蘭詩歌規范的制訂者。把魯內貝格與托佩利烏斯用瑞典文寫的詩歌格式引進芬蘭語詩歌的是尤哈納·亨利克·埃爾科(1849—1906)和卡爾洛·克拉姆蘇(1855—1895)。埃爾科還學習先輩大師的精神，創作了一些清新的田園詩歌。基維主要從事小說和戲劇的創作，但在詩歌上更具有獨創精神。他的詩歌節奏多變，不用押韻，表達了發自內心的深切感受。

19世紀末期，芬蘭的文學振興在詩歌領域結出了碩果。一大批在芬蘭學校培養出的青年登上了歷史舞臺，他們決心投身于創造民族藝術的偉大事業。他們自稱為“芬蘭的青年一代”，其成員包括所有藝術領域的活動家，例如作曲家西貝利烏斯。在詩歌上取得了突破性成就的是埃伊諾·雷諾(1878—1926)、奧托·曼尼寧(1872—1950)和V·A·科斯肯涅米(1885—1962)三位詩人，他們都是從芬蘭民歌中提取主題、以世界文學名著為榜樣進行創作的。雷諾是這三人當中最富有才氣的詩人。他的創作事業以《前進之歌》(1896)為開端，作品以不拘一格、富于活力而著稱。他既善于寫作敘事詩歌也善于寫抒情詩歌。由于他熟悉斯堪的納維亞半島詩歌，對芬蘭古代文化遺產有深刻的理解，所以使芬蘭詩歌在形式上擺脫了對魯內貝格和托佩利烏斯的依賴，開創了新的風格。他采用芬蘭神話寫作，不是出于民族浪漫主義的精神，而是把這種形式作為一種表達個人經歷和普遍真理的手段。他的詩歌旋律優美，文筆清晰，例如他的歌謠《于勒米》就體現了這一特點。這首詩描寫了一位沖破一切世俗習慣的超人：

Ylemi ylpea isanta

Ajoi temppelin ovesta，

Lausui kirkon laivan alta ：

"Tass'on mies taman sukuincn，

Kadu ei tehtya tekoa，

Ei parane palkan eesta. "

于勒米，驕傲的騎士，

在坐騎上沖進了神廟，

站在拱門下大聲唱道：

“我就是這么個脾氣，

對于干過的事業永不追悔，

什么也不能改變我的作為。”

曼尼寧發表了《詩歌選集》(1905，1910)和《靜靜的小河》(1925)。他的詩歌因形式洗練，象征精妙，寓意深刻，而臻于完美。他還把荷馬、莫里哀、易卜生和魯內貝格等人的作品翻譯成優美的芬蘭文字。科斯肯涅米是芬蘭第一位哲理詩人。他酷愛歐洲古典文學，尤其是法國傳統文學，在詩歌中表現了高尚的情操和純真的藝術風格。他和曼尼寧在使用語言的精確程度上超過了前輩作家。

后來，芬蘭又涌現了一批富有才華的年輕詩人，參與了現代各種文化、學術流派的活動。站在最前列的是參加火炬社(1924—1930)的一批詩人，他們的風格具有尚古主義、超現實主義的特點，作品以自由體詩歌為主要形式。最有天賦的詩人有烏諾·凱拉斯(1901—1933)，他是位遭受苦難折磨的詩人，以高蹈派的詩歌形式表達自己滿懷的激情;還有女詩人卡特麗·瓦拉(1901—1944)，她的詩歌與伊迪斯·瑟德格蘭的詩歌相似，充滿了狂熱的感情。19世紀30年代，芬蘭成立了左翼文學組織“基拉社”(意為“楔子”)，其領袖人物有阿爾沃·特爾提安恩(生于1904)和女詩人埃爾維·西內爾沃(生于1912)。他們的大部分詩歌都寫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及戰時的監獄中。詩人于內約·于爾哈(1903—1956)以曼尼寧的簡潔明快風格，用詩歌銘記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重大事件和人們的感受。1945年以后，兩位在20世紀20年代曾經與火炬社有過密切關系的年長詩人，P·穆斯塔帕(即馬爾蒂·哈維奧，生于1899)和阿羅·赫拉考斯基(1893—1952)使芬蘭的抒情詩歌重新獲得了活力。赫拉考斯基是一位科學家、教育家和畫家，感情充沛，學識淵博;他的詩歌反映了他的熱情和多方面的經歷，具有形式和諧，節奏動人，象征有力的特點。20世紀50年代，走向成熟的年輕一代詩人有拉西·海基拉(生于1925)、拉西·努米(生于1928)、帕沃·哈維科(生于1931)等，他們的抒情詩歌既避免了極端現代派的主觀主義色彩，也不帶有傳統抒情詩歌那種為民族哀嘆的悲觀情調。

19世紀60年代以后，以芬蘭語言寫作的詩歌蓬勃發展，而芬蘭境內的瑞典語詩歌則江河日下，失去生氣。在瑞典語詩作方面，最后有所成就的是J·J·韋克塞爾(1838—1907)的詩劇《丹尼爾·約爾特》(1862)，當時還能上演。19世紀80年代時，卡爾·奧古斯特·塔瓦斯特謝納(1860—1898)把更加現實主義的情調引入一直被托佩利烏斯的田園詩所壟斷的抒情詩歌。19世紀90年代，抒情詩歌再度變得自由流暢，它表現了這些使用瑞典語的少數派詩人自然流露的悲觀心情，預見到了自己從芬蘭民族生活中逐步隔絕出去的前景。這些詩歌占主導地位的主題是異化和孤獨，有時依靠地域主義、異國情調、貴族式的唯心主義或者國際主義等成分取得一些精神補償。當時兩國永遠分離的政治形勢往往使瑞典語芬蘭詩歌蒙上了比典型的瑞典詩歌還要冷峻的色彩;這一點在米凱爾·呂貝克(1864—1925)、貝特爾·格里彭伯格(1878—1947)的作品中尤為明顯。格里彭伯格以用咒語體寫作奔放的色情詩歌而聞名，他在后半生中采用了十四行詩的形式。他在芬蘭內戰期間及戰后歌頌了芬蘭英雄主義，表現出一種驕傲的貴族態度。在詩壇上地位與格里彭伯格類似的是阿維德·默納(1876—1946)，他起先奉行地方主義，后來則以詩歌為武器為在芬蘭贏得瑞典少數民族的地位而奮斗。其他著名的瑞典語詩人還有亞爾馬·普羅科佩(1868—1927)，一位哲理諷刺詩人;埃米爾·齊利亞克斯(1878—1961)，一位博學的古典主義詩人以及亞爾·赫默爾(1893—1949)，一位極端的浪漫主義者。

1916年，伊迪斯·瑟德格蘭(1892—1923)發表了《詩歌集》，揭開了瑞典—芬蘭現代主義運動的序幕。這次運動發源于20世紀的瑞典語詩歌，是詩壇對俄國革命、芬蘭內戰所帶來的危機感和啟示的反應。但是，詩人的靈感來源卻極不統一。瑟德格蘭的詩歌和埃爾默·迪克托紐斯(1896—1961)的詩歌都帶著預言色彩，但是前者側重于普遍的理想，后者側重于社會革命。貢納爾·比約林(1887—1960)和拉比·恩克爾(生于1903)則從美學角度獲得靈感;但是比約林的詩歌是超現實主義的，而恩克爾的詩歌則屬于古典主義。亨利·帕蘭(1908—1930)的風格與馬雅可夫斯基的未來主義有密切關系。把這些詩人聯系在一起的是他們對詩歌所持的新的、更加深刻的社會見解。更近期的現代派詩人中值得一提的是拉爾夫·帕蘭(生于1914)、佐爾法伊·格·馮·舒爾茨(生于1907)以及布·卡爾佩蘭(生于1926)等。

使用瑞典語的芬蘭現代主義流派在早期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主要是由于當時的國際潮流和由于其社會地位孤立而形成的性格。但是近些年來，一些持地域主義思想、堅持使用傳統寫作形式的詩人，也開始采用現代主義的寫作技巧，如安德斯·克萊弗(生于1937)就用超現實主義的意象和自由詩體，創作了關于自己家鄉赫爾辛基的詩歌，把故鄉看作是神話產生的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