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論

唐論

【原文】

成、康歿[90]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于亂，以至于秦，盡除前圣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于漢。漢之為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91]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己意，非效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效于三代。漢之亡，而強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雖能合天下于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為不足議也。

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于太宗。太宗之為君也，詘己[92]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93]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眾。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于善行，離于末作。使之操于上者，要而不煩；取于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廉恥日以篤，其田野日以辟。以其法修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幾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余蓄[94]，行者有余資，人人自厚，幾致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并者，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95]之制，庠序[96]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為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里，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為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為政于天下，得失如此。

由唐、虞之治，五百余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余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余年而始有太宗之為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并而稱極治之時。是則人生于文、武之前者，率五百余年而遇治世；生于文、武之后者，千有余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非獨民之生于是時者之不幸也，士生于文、武之后，千有余年，雖孔子之圣、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為君，而未可以必得志于其時也。是亦士之生于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跡，非獨為人君者可以考[97]焉，士之有志于道，而欲仕于上者，可以鑒矣。

【注釋】

[90]歿：去世，死亡。

[91]垂：傳下去，傳留后世。

[92]詘己：降低身份，屈己下人。

[93]租庸：古代交納谷帛的稅制。

[94]蓄：積蓄。

[95]田疇：泛指田地。

[96]庠序：古代的地方學校。后也泛稱學校或教育事業。

[97]考：參考。

【譯文】

周成王、周康王去世之后，百姓見不到上古圣王那樣的太平盛世了，天下日益陷入混亂，一直到秦代，完全廢除了前代圣王沿用了數千年的法度。天下群起而攻秦，使它滅亡，政權歸于漢室。漢朝建立以來，更換了二十四位君主，西漢、東漢兩度擁有天下，相傳四百年。但漢代大都沿用秦法，即使改變一些秦的成例，也多數是根據自己的意圖，而不是仿效上古圣王的法度，有治理天下的志向。有治理天下志向的君主只有文帝一天而已。但文帝治理天下的才能不足，所以，盡管有仁愛的美名，而他在位時的法度，也不能與夏、商、周三代相比。東漢滅亡后，幾個強大的勢力集團就把天下瓜分了。晉朝與隋朝雖然統一了天下，但是統一不久就滅亡了，它們的所作所為就不值得評價了。

取代隋朝的是唐，前后更換了十八位君主，相傳三百年，它的國勢沒有比太宗時代更興盛的了。太宗作為君主，能夠屈己下人、傾聽勸諫，用仁心愛護百姓，可以說是有治理天下的志向。他定租庸征民賦役，置府兵保養軍隊，因政務設立官職，視才能委任官吏，用禮儀改良風俗，重農業勸導百姓。賦役有規定的制度，兵農有安定的職業，官吏各司其職，職事不會廢弛，人民習慣于做善事，離棄了末作賤業。使在上掌權的，政務切要而不繁難；向百姓征取的，數量不多而易供應。百姓能切實務農，國家也不廢軍備；既保持了軍隊編制，又得到了農田利益。大小政務都有專人負責，俸祿支出都實而不虛；人才都能得到錄用，治國的體制可以一脈相承。人們的廉恥觀念一天比一天加深，國家的耕地面積一天比一天擴大。用他的這套法令制度治理天下，天下就安寧太平；廢弛了，天下就危險混亂，可以說他有治理天下的才能。實行這套法令制度幾年以后，糧食的價格降到一斗米只要幾個錢，居家的人都有積蓄，出門的人也有余財，人人都懂得自尊自愛，幾乎連刑法都廢置不用了，可以說他治理天下有成效。太宗雖然有治理天下的志向，有治理天下的才能，又有治理天下的成效，卻還不能與前代圣王相提并論，這是因為他法度的施行，與前代圣王相比還有不完備的地方；禮樂的設施，田畝的制度，學校的教育，與前代圣王相比還有不完備的地方。親臨作戰陣地，戰必勝，攻必克，天下沒有人不認為他是勇武的，但這并不是前代圣王所崇尚的行為；四方萬里之外的異族，古代未及推行政教的地方，沒有不順服的，天下沒有人不認為他是強盛的，但這并不是前代圣王所追求的。太宗治理天下，得失就是這樣。

從唐堯、唐舜的治理，經歷五百余年才有商湯的治世；從商湯的治世，經歷五百余年才有周文王、周武王的治世；從周文王、周武王的治世，又經歷了一千多年才遇到太宗做國君。太宗有治理天下的志向，有治理天下的才能，又有治理天下的成效，但又因為他不夠完善，不能與前代圣王并論而稱為極盛之時。這樣看來，生活在周文王、周武王之前的人，大致相隔五百年遇到一次太平盛世；生活在周文王、周武王之后的人，經歷一千多年也沒有遇到極盛之世。不只是生在這個時代的平民百姓是不幸的，生在周文王、周武王之后的士人，一千多年來，即使像孔子這樣的圣人、孟軻這樣的賢人，也遇不著君主的賞識。即使太宗做國君，他們也不一定可以得志于那個時代。這也是生在那個時代的士人的不幸。所以論述唐太宗治理國家的是非得失，不僅做國君的人可以參考，士人中有志于先王之道，而又想為朝廷服務的人，也可借鑒。

【解析】

本文通過分析比較唐太宗為政之得失，慨嘆圣君之難得，士人之不遇，是一篇供執政者參考借鑒的政論文章。文中作者以天下之志、天下之材和治天下之效三者為標準，綜合評論周、秦、漢、隋之得失，極力推崇唐太宗之政，頌揚先王之政。曾鞏的議論性散文，剖析微言，闡明疑義，卓然自立，分析辨難，不露鋒芒。這篇《唐論》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援古事以證辯，論得失而重理，語言婉曲流暢，節奏舒緩不迫，可與歐陽修的《朋黨論》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