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民者強

愛民者強，不愛民者弱。(《議兵》)

【鑒賞】 這句話出自《荀子·議兵》。荀子和臨武君在趙孝成王面前討論用兵之道，臨武君認為天時、地利或是權謀變詐才是用兵要道，荀子反駁說這都不如用仁心使人民歸附自己，君臣一心，軍民同力，“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圜居而方止，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議兵》)，這樣的軍隊自然戰無不勝，所向披靡。

荀子認為國家的強弱取決于很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莫過于愛民與否。

君主用仁心愛護人民，好像湯、武那樣，人民自然敬愛他，上下一心，則無堅不摧，“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于此，施及四極”(《議兵》)，施行仁義的人必定是愛民的，愛民就會盡其所能讓人民安居樂業，那么遠近的人民都會擁戴他，即使有戰爭，也能夠達到不戰而勝的最高境界;而桀紂這樣的暴君，生活奢侈，暴虐無道，不知道憐憫人民。拿殷紂王來說，在其統治的后期，他任意殘害人民，百姓和諸侯不堪其苦，漸生離心。就在武王伐紂的過程中，紂王眾叛親離，軍隊也倒戈相向，反過來幫著武王進攻商朝都城朝歌，正如《孟子·離婁上》所說：“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我們今天也會說“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荀子·哀公》記載了孔子的一句話：“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焉而不至矣!”《荀子·王制》也說：“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傳》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用水與舟的關系來比喻君與民的關系十分精妙恰當，后來唐代魏徵引此觀點用來諫唐太宗：“臣又聞古語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陛下以為可畏，誠如圣旨。”(《貞觀政要·論政體》)“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諫太宗十思疏》)唐太宗接受了魏徵的觀點并從中悟出了自己的心得：“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并告誡太子說：“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自鑒錄》)唐太宗吸取了隋亡的教訓，深刻地認識到“存百姓”的重要性，他以農為本，積極改善人民的生活，減免徭役，降低賦稅，使人民休養生息，自己則厲行節約。唐太宗在位期間，得到了各族人民的擁戴，國力空前強盛，歷史上把這段時期稱為“貞觀之治”。

如果施行暴政，置人民生死于不顧，或是只想著用嚴令繁刑來壓制人民，以為這樣就可以鉗制人民，鞏固自己的王位，那么必定會因為脫離人民而自取滅亡。比如以韓非為代表的法家就主張以“威嚴之勢”統治人民，“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韓非子·顯學》)，認為對人民太仁慈了反而不容易治理，只有嚴刑重罰才能讓人民心生恐懼而順從統治，并且役使人民無時無度，“君上之于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韓非子·六反》)，在國家有困難的時候，要求人民為國家效命，在和平時期，則要求人民全力勞動以供君主享受，不給人民喘息的機會。秦始皇采用了法家思想，統治殘暴，徭役繁重，賦稅沉重，思想上實行文化專制主義，焚書坑儒，導致民怨沸騰，最終人民忍無可忍，于是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動搖了秦的統治基礎，公元前206年，劉邦率軍抵達咸陽，盛極一時的秦朝滅亡。秦二世而亡，和統治者殘酷對待人民不無關系。

民者，國之本也。因此統治者要發展經濟，與民休養生息，真誠地愛護人民，使人民安居樂業，民富而后國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