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沒出國前，我和父親的交流次數可以用雙手數得過來形容。我一直認為我倆之間永遠隔著一道墻，根深蒂固地杵在心中。直到那年，我選擇離開上海登上飛往北歐的飛機，這座墻終于塌了。

乘機前，父親特意趕來，記憶中，這是父親第一次送我。

父親愛酒成性，母親因忍受不了父親的酒后爭吵與動手，在我不到三周歲時與父親離婚。以前我一直把自己童年的不幸，歸咎于我的父親。那時的他，因為做生意失敗，受到打擊一蹶不振，整天無所事事地喝酒，酒后便與母親爭吵，甚至是動手。對生活毫不在意的他，對我更是不聞不顧。我曾想用重男輕女這個原因來原諒他對我的無視，甚至用想象自己是個私生女來解釋他對我的冷漠。但這些對他和對我來說，都毫無幫助。

缺少了父愛和母愛的共同陪伴，我把我性格上的內向、敏感和自卑都歸咎于他。認為原生家庭的傷害，永遠是父母的錯。這種傷害像一個影子，緊緊地跟著我。這是一處永遠不能愈合的傷疤，會伴隨我的一生。

無數個孤獨的夜，我是多么渴望能與父親談談。傾訴也好，詢問也好，甚至是質問。可是，那樣的夜，只有我的自問自答。我變得更加敏感、自卑和悲觀。甚至認為因為我的出身和家庭原因而導致得了一種心理疾病。這種我認為的“病”讓我想逃離。認為離開就是解決問題的方法。我選擇了離家很遠的地方上學和工作，從北方到了上海。在上海的幾年他沒有主動給我打一次電話，還是每逢過年過節和他生日我主動去聯系，簡單的幾句問候后他就匆匆地掛了電話。每次電話后我都越來越不喜歡節日。

后來有一個機會要去國外工作和學習，我毫不猶豫地答應了。原因是他。我想這輩子我和他之間也許在我離開后，即使血緣在，但親情就此便斷了。在臨行前的一周我才把這個消息告訴母親。母親當時由于身體狀況不能送我，特意打電話讓父親必須送我，而我卻執意自己離開。

記得那天我一個人拉著20公斤的行李箱到了火車站，候車時，遠遠地看見父親提著一個行李包，氣喘吁吁地跑過來。“你怎么來了？”我有些吃驚地問。父親抹了一把額頭上的汗水，笑了笑，說：“我來送你啊！”話剛落就搶過我的行李箱幫我拉著。一路上，我幾乎沒怎么和他說話。

北京的機場永遠是人來人往，每天上演著送別與迎接。我有些傷感，便轉過頭來，沖父親冷冰冰地說：“你可以離開了。”他聽了，依舊微笑著說：“還早呢，你辦好托運我再走。”然后就一直跟在后面默默拉著行李箱。我找了一個安靜的休息區坐下來，他站在那兒好像孩子一樣在等我的指示。我示意讓他坐下來，他選擇了我對面一個位置坐了下來。

我拿出背包中的一本書打發時間。過了一會兒，他小聲問：“渴不渴？”“包里有水”，我頭也不抬地回應。過了一會兒，他又問：“餓不餓？”“不餓。”不知過了多久，我無意間掃了他一眼，他雙手肘杵在大腿上，手托著頭閉著眼，我以為他睡了，咳嗽了一下，他馬上抬頭坐直身子問我：“是不是感冒了？”我搖頭，他像泄了氣的氣球，肩馬上放松下來。我感覺有些餓，和他說找個吃飯的地方，他說行，像個仆人，拉起行李箱在我后邊走著。

我點了一碗牛肉面，也給他點了一碗。面上來時，他從自己帶的包里取出一小瓶白酒，要打開喝。看他拿酒我就反感，馬上惡狠狠地和他說：“別在我面前喝酒！” 他先是一怔，然后小心翼翼地把還沒拿上桌的酒放了回去，嘴上說著：“不喝，不喝。”我只顧著吃面，但一想到他剛才的舉動，又回想小時候因為喝酒他動手打我母親的情景，我內心激動的情緒一下子被點燃了。我控制不住，本能地放下筷子，把我的不滿、我的憤恨、我的委屈，以及我離開的惆悵和對未知生活的忐忑全都發泄在他身上。他起初默默低頭吃著碗里的面，臉漲得比他喝酒時還紅。直到我越說越多，越說越哭，他抬頭看著我，說著：“別哭，別哭！”并試圖拿手為我擦眼淚。我用手擋了一下。

他嘴唇抖動著說：“爸爸老了，知道年輕時的做法不對，爸爸怎么才能彌補于你呢？”“晚了，彌補不了了。”我還是狠狠地說。他沒有說話，坐在那兒，頭好像快埋在面里，但豆大的眼淚滴滴砸在碗中。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親在我面前哭，第一次看到他像個孩子一樣，不知怎么為自己犯下的錯誤做解釋而哭。也許是血脈相連，也許是真的男兒有淚不輕彈，這一刻，我有那種雖不能馬上原諒他但想聽他解釋的念頭。但他沒有解釋，擦了擦淚，對我說：“爸爸以后不會讓你傷心了，也不讓你操心，你要好好學習工作，爸爸也好好工作，不喝酒，等你回來，爸爸來接你，時間不早了，爸爸送你辦托運。”

辦好托運，我走到安檢口，他好像要說什么，但沒有說，只做了個打電話的手勢，然后淚瞬間涌出，頭也不回地消失在人流之中。我的喉嚨像被卡住一樣，說不出話，叫不出來，低著頭走進安檢。

10個小時后，飛機終于落地挪威。我突然意識到，父親到機場送我的時間很短，而他從老家輾轉到機場卻要近10個小時，然后再承受著我的數落怨言獨自一人回去，那回家的路怕是更長……

我掏出手機，撥通了父親的電話，電話接通，卻只叫出一聲“爸”，淚水已經決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