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發(fā)薪”

下午，在中央公園里和C君做點小工作，突然得到一位好意的老同事的警報，說，部里今天發(fā)給薪水了，計三成；但必須本人親身去領，而且須在三天以內。

否則？

否則怎樣，他卻沒有說。但這是“洞若觀火”的，否則，就不給。

只要有銀錢在手里經過，即使并非檀越的布施，人是也總愛逞逞威風的，要不然，他們也許要覺到自己的無聊，渺小。明明有物品去抵押，當鋪卻用這樣的勢利臉和高柜臺；明明用銀元去換銅元，錢攤卻帖著“收買現洋”的紙條，隱然以“買主”自命。錢票當然應該可以到負責的地方去換現錢，而有時卻規(guī)定了極短的時間，還要領簽，排班，等候，受氣；軍警督壓著，手里還有國粹的皮鞭。

不聽話么？不但不得錢，而且要打了！

我曾經說過，中華民國的官，都是平民出身，并非特別種族。雖然高尚的文人學士或新聞記者們將他們看作異類，以為比自己格外奇怪，可鄙可嗤；然而從我這幾年的經驗看來，卻委實不很特別，一切脾氣，卻與普通的同胞差不多，所以一到經手銀錢的時候，也還是照例有一點借此威風一下的嗜好。

“親領”問題的歷史，是起源頗古的，中華民國十一年，就因此引起過方玄綽的牢騷，我便將這寫了一篇《端午節(jié)》。但歷史雖說如同螺旋，卻究竟并非印板，所以今之與昔，也還是小有不同。在昔盛世，主張“親領”的是“索薪會”——嗚呼，這些專門名詞，恕我不暇一一解釋了，而且紙張也可惜。——的驍將，晝夜奔走，向國務院呼號，向財政部坐討，一旦到手，對于沒有一同去索的人的無功受祿，心有不甘，因此給吃一點小苦頭的。其意若曰，這錢是我們討來的，就同我們的一樣；你要，必得到這里來領布施。你看施衣施粥，有施主親自送到受惠者的家里去的么？

然而那是盛世的事。現在是無論怎么“索”，早已一文也不給了，如果偶然“發(fā)薪”，那是意外的上頭的嘉惠，和什么“索”絲毫無關。不過臨時發(fā)布“親領”命令的施主卻還有，只是已非善于索薪的驍將，而是天天“畫到”，未曾另謀生活的“不貳之臣”了。所以，先前的“親領”是對于沒有同去索薪的人們的罰，現在的“親領”是對于不能空著肚子，天天到部的人們的罰。

但這不過是一個大意。此外的事，倘非身臨其境，實在有些說不清。譬如一碗酸辣湯，耳聞口講的，總不如親自呷一口的明白。近來有幾個心懷叵測的名人間接忠告我，說我去年作文，專和幾個人鬧意見，不再論及文學藝術，天下國家是可惜的。殊不知我近來倒是明白了，身歷其境的小事，尚且參不透，說不清，更何況那些高尚偉大，不甚了然的事業(yè)？我現在只能說說較為切己的私事，至于冠冕堂皇如所謂“公理”之類，就讓公理專家去消遣罷。

總之，我以為現在的“親領”主張家，已頗不如先前了，這就是“孤桐先生”之所謂“每況愈下”。而且便是空牢騷如方玄綽者，似乎也已經很寥寥了。

“去！”我一得警報，便走出公園，跳上車，徑奔衙門去。

一進門，巡警就給我一個立正舉手的敬禮，可見做官要做得較大，雖然闊別多日。他們也還是認識的。到里面，不見什么人，因為辦公時間已經改在上午，大概都已親領了回家了。覓得一位聽差。問明了“親領”的規(guī)則，是先到會計科去取得條子，然后拿了這條子，到花廳里去領錢。

就到會計科，一個部員看了一看我的臉，便翻出條子來。我知道他是老部員，熟識同人，負著“驗明正身”的重大責任的；接過條子之后，我便特別多點了兩個頭，以表示告別和感謝之至意。

其次是花廳了，先經過一個邊門，只見上貼紙條道：“丙組”，又有一行小注是“不滿百元”。我看自己的條子上，寫的是九十九元，心里想，這真是“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同時便直撞進去。看見一個和我差不多大的官，說道這“不滿百元”是指全俸而言，我的并不在這里，是在里間。

就到里間，那里有兩張大桌子，桌旁坐著幾個人，一個熟識的老同事就招呼我了；拿出條子去，簽了名，換得錢票，總算一帆風順。這組的旁邊還坐荇一位很胖的官，大概是監(jiān)督者，因為他敢于解開了官紗——也許是紡綢，我不大認識這些東西。——小衫，露著胖得擁成折疊的胸肚，使汗珠雍容地越過了折疊往下流。

這時我無端有些感慨，心里想，大家現在都說“災官”“災官”，殊不知“心廣體胖”的還不在少呢。便是兩三年前教員正嚷索薪的時候，學校的教員豫備室里也還有人因為吃得太飽了，咳的一聲，胃中的氣體從嘴里反叛出來。

走出外間，那一位和我差不多大的官還在，便拉住他發(fā)牢騷。

“你們怎么又鬧這些玩藝兒了？”我說。

“這是他的意思……”他和氣地回答，而且笑嘻嘻的。

“生病的怎么辦呢？放在門板上抬來么？”

“他說：這些都另法辦理……”

我是一聽便了然的，只是在“門——衙門之門——外漢”怕不易懂，最好是再加上一點注解。這所謂“他”者，是指總長或次長而言。此時雖然似乎所指頗蒙眬，但再掘下去，便可以得到指實，但如果再掘下去，也許又要更蒙眬。總而言之，薪水既經到手，這些事便應該“適可而止，毋貪心也”的，否則，怕難免有些危機。即如我的說了這些話，其實就已經不大妥。

于是我退出花廳，卻又遇見幾個舊同事，閑談了一回。知道還有“戊組”，是發(fā)給已經死了的人的薪水的，這一組大概無須“親領”。又知道這一回提出“親領”律者，不但“他”，也有“他們”在內。所謂“他們”者，粗粗一聽，很像“索薪會”的頭領們，但其實也不然，因為衙門里早就沒有什么“索薪會”，所以這一回當然是別一批新人物了。

我們這回“親領”的薪水，是中華民國十三年二月份的。因此，事前就有了兩種學說。一，即作為十三年二月的薪水發(fā)給。然而還有新來的和新近加俸的呢，可就不免有向隅之感。于是第二種新學說自然起來：不管先前，只作為本年六月份的薪水發(fā)給。不過這學說也不大妥，只是“不管先前”這一句，就很有些疵病。

這個辦法，先前也早有人苦心經營過。去年章士釗將我免職之后，自以為在地位上已經給了一個打擊，連有些文人學士們也喜得手舞足蹈。然而他們究竟是聰明人，看過“滿床滿桌滿地”的德文書的，即刻又悟到我單是拋了官，還不至于一敗涂地，因為我還可以得欠薪，在北京生活。于是他們的司長劉百昭便在部務會議席上提出，要不發(fā)欠薪，何月領來，便作為何月的薪水。這辦法如果實行，我的受打擊是頗大的，因為就受著經濟的迫壓。然而終于也沒有通過。那致命傷，就在“不管先前”上；而劉百昭們又不肯自稱革命黨，主張不管什么，都從新來一回。

所以現在每一領到政費，所發(fā)的也還是先前的錢；即使有人今年不在北京了，十三年二月間卻在，實在也有些難于說是現今不在，連那時的曾經在此也不算了。但是，既然又有新的學說起來，總得采納一點，這采納一點，也就是調和一些。因此，我們這回的收條上，年月是十三年二月的，錢的數目是十五年六月的。

這么一來，既然并非“不管先前”，而新近升官或加俸的又可以多得一點錢，可謂比較的周到。于我是無益也無損，只要還在北京，拿得出“正身”來。

翻開我的簡單日記一查，我今年已經收了四回俸錢了：第一次三元；第二次六元；第三次八十二元五角，即二成五，端午節(jié)的夜里收到的；第四次三成，九十九元，就是這一次。再算欠我的薪水，是大約還有九千二百四十元。七月份還不算。

我覺得已是一個精神上的財主；只可惜這“精神文明”是不很可靠的，劉百昭就來動搖過。將來遇見善于理財的人，怕還要設立一個“欠薪整理會”，里面坐著幾個人物，外面掛著一塊招牌，使凡有欠薪的人們都到那里去接洽。幾天或幾月之后，人不見了，接著連招牌也不見了；于是精神上的財主就變了物質上的窮人了。

但現在卻還的確收了九十九元，對于生活又較為放心，趁閑空來發(fā)一點議論再說。

七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