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汪曾祺散文《金岳霖先生》

導語：下面小編整理了汪曾祺先生《金岳霖先生》的散文的“趣”“真”和“苦”的特征，進一步呈現(xiàn)“淡”之言外之味，還原汪曾祺筆下的金岳霖先生。

汪曾祺曾言：“我寫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細品《金岳霖先生》，有三味，本文就此三味，隨著汪曾祺的筆觸，感悟字里行間浸透的嘆惋。

【第1句】：三味

(一)趣 金岳霖為人天真，率性自然，汪曾祺為文更是涉筆成趣。“哲學教授”穿的是體育教員才穿的夾克;“無兒無女”卻自得其樂;“雅士”卻好養(yǎng)斗雞，能和斗雞一個桌子吃飯;“大人”和小孩比水果;“老人”坐在平板三輪車上在擁擠的王府井東張西望。汪曾祺巧用對比，以金岳霖之年齡、身份、情態(tài)等與旁人比照，生出無窮趣味，在對比中刻畫出十分獨特而富有個性的人物形象。

趣之表，雅之內，不僅使人愉悅，魏晉名士風度乃此趣之精神根基。馮友蘭曾這樣評價金岳霖：“我想象中的嵇康，和我記憶中的金先生，相互輝映。嵇康的風度是中國文化傳統(tǒng)所說的‘雅人深致’‘晉人風流’的具體表現(xiàn)。金先生是嵇康風度在現(xiàn)代的影子。”何以見得?且看汪曾祺在金岳霖講課抓虱一節(jié)中的敘述： “他講著講著，忽然停下來：‘對不起，我這里有個小動物。’他把右手伸進后脖頸，捉出一個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為得意。”“小動物”“捏” “看”“甚為得意”，寥寥幾筆，生動傳神，金岳霖不以為窘，更不以為苦。一次嚴肅的演講，一個莊重的論題，他以“小說和哲學沒有關系”為結論，以捉虱結束，令人不禁會心一笑。嵇康天真爛漫、率性而為的性格特點，同樣存在于金岳霖身上。

金岳霖在治學上，初看有趣，實乃雅之至。他有一個學生叫林國達，喜歡問一些很“玄”的問題。有一次林國達又站起來提了一個怪問題，金岳霖巧妙地回答：“‘林國達同學，我問你一個問題：Mr.林國達is perpenticular to theblackboard(林國達君垂直于黑板)，這什么意思?’”“林國達傻了。林國達當然無法垂直于黑板，但這句話在邏輯上沒有錯誤。”金岳霖的回答，既幽默，更睿智。

金岳霖之“趣”，以天真爛漫、率性而為作底色，以“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魏晉名士風度為精神根基。趣，是童趣，是情趣，更是志趣，超凡脫俗。

(二)真 汪曾祺所記述的金岳霖，諸多言行舉止看似有趣，實則大智若愚，正如孟子所說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他真誠。“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對你們不尊重，請原諒。”這是金岳霖每一學年對新生的坦誠相告，為了消除學生的疑慮，也避免拉遠和學生的距離。

他率真。金岳霖雖然研究哲學，但他也喜愛文學，看了很多小說。有一次，金岳霖被沈從文拉去講授《小說和哲學》，題目是沈從文給出的。大家都以為他一定會講出一番道理，不料講了半天，結論卻是“小說和哲學沒有關系”，“《紅樓夢》里的哲學不是哲學”。他不故弄玄虛，而是率真地表達自己。

他天真。他養(yǎng)了一只很大的云南斗雞，可以和他同桌而食;“大人”和小孩比水果，“比輸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給他的小朋友，他再去買”……作為一個哲學家，甚至是“中國哲學第一人”，在專研學術之余，熱衷民間玩意，雅士俗好，不附庸風雅。

他真摯。那位好問玄怪問題的林國達，游泳淹死了。“金先生上課，說：‘林國達死了，很不幸。’這一堂課，金先生一直沒有笑容。”此處的敘述，汪曾祺寫得流暢而真實，面對悄然離去的生命，金岳霖“一直沒有笑容”，寥寥數(shù)語，足見金岳霖的真摯之情。

而金岳霖的'真摯，更體現(xiàn)在林徽因身上。金岳霖特意宴請朋友到北京飯店給林徽因辦生日，北京飯店乃當時在世界享有最高榮譽的五星級酒店，在朋友到了之后，才宣布是為了慶祝林徽因的生日，他的態(tài)度，鄭重幾至神圣。金岳霖與林徽因之間的感情，汪曾祺并沒有點明，只在字里行間做了一些暗示，這是汪曾祺對金岳霖的尊重。在這次宴請時，林徽因已逝世多年，梁思成也已繼娶學生林洙。金岳霖對林徽因的紀念與祭奠，純潔、坦誠、真摯。

金岳霖之本然真摯，可謂已達極致，難能可貴。

(三)苦 文中最深刻的味道，乃“苦”。此“苦”流淌在汪曾祺文字的骨子里，反復細讀，平淡背后的感傷與嘆惋，力透紙背，浸潤心房。

西南聯(lián)大有許多很有趣的教授，金岳霖先生是其中的一位。

……

我對金先生所知甚少。希望熟知金先生的人把金先生好好寫一寫。聯(lián)大的許多教授都應該有人好好地寫一寫。

汪曾祺為什么反復強調應該好好寫一寫金岳霖以及其他西南聯(lián)大的教授?“我”所知甚少，可“我”還是寫了，亦希望熟知的人可以好好寫一寫。事實上，即便是熟知金岳霖的人，也沒有好好地為他寫一寫。王浩，為金岳霖得意門生之一，而他也只寫了一篇論金岳霖學問的文章(題為《金岳霖先生的道路》)。汪曾祺更想熟知的人寫寫金岳霖的為人，而不僅僅是學問。為此，汪曾祺在行文中透出了嘆惋之情。

在西南聯(lián)大，金岳霖不僅是其中一位有趣的教授，更是具有代表性的教授。在《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lián)大》一文里，沈從文談得最多的就是金岳霖，他不僅是一個代表，甚至是一個符號。西南聯(lián)大，不僅是“精神圣地”，更被譽為“民主堡壘”，在這里活躍的教授，其事跡、其精神，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如今，他們大都已離開人世，而他們的精神、他們的事跡卻少有人寫，汪曾祺嘆惋其精神財富逐漸消亡，終將被遺忘，昔日的“精神圣地”“民主堡壘”也將轟然崩塌。汪曾祺內心深處之苦，是那么的苦澀、無助和孤獨。

“作者對他所談的人和事傾注了那么深的感情，而表現(xiàn)出來的卻又是那樣的沖淡雋永。我們常常能夠從這沖淡雋永中咀嚼出一種苦味，連不時出現(xiàn)的幽默里也有這種苦味。這苦味大概是對那些已成‘廣陵散’的美好的人、美好的事的感傷，也是對未來的人、未來的事虔誠而殷切的期待。” 這段評論，乃呂冀平給張中行《負暄瑣話》的序言，本文引以評價汪曾祺的《金岳霖先生》，恰如其分。初讀趣之文，幽默敷于表，苦澀存于心，汪曾祺的敘寫帶著一代人對一個時代的苦澀記憶。汪曾祺緬懷的，不僅是逝去的金岳霖，還有那如《廣陵散》般不可復制的西南聯(lián)大教授的美好精神;汪曾祺期待的，是他們的精神不曾泯滅，亦不會消逝，警醒一代又一代的人。

【第2句】：言外之“味”

《金岳霖先生》不僅有三味，我們還讀到了一個言外之 “味”――淡。緬懷性散文，千姿百態(tài)，汪曾祺筆下的，似一幅中國傳統(tǒng)水墨畫，空靈、清淡而意蘊深厚，這種“淡”，與三味相輔相成，初嘗為“淡”，繼而為 “趣”、為“真”、為“苦”，末又回歸為“淡”，沖淡雋永。在有限的篇幅里，汪曾祺用個性的文字，完成對金岳霖一生的書寫，與此同時，留白之“淡”，讓人回味無窮。

汪曾祺選取的，都是最能體現(xiàn)金岳霖個性特征和特殊氣質的細節(jié)，以平常之事顯其不平常，并由此激發(fā)讀者探求金岳霖生命軌跡的濃厚興趣。作者先寫金岳霖的外貌，后寫其行為;先寫課堂上的金岳霖，后寫生活中的金岳霖;先寫西南聯(lián)大時的金岳霖，后寫解放后的金岳霖，呈現(xiàn)的是一種歷史的縱深與跨度。金岳霖所處的環(huán)境，其人物背景，汪曾祺只給予了隱約疏朗的幾筆，而這種留白之“淡”，卻更使讀者去感知隱沒在金岳霖背后的廣闊世界。

“金先生晚年深居簡出。毛主席曾經對他說：‘你要接觸接觸社會。’金先生已經八十歲了，怎么接觸社會呢?他就和一個蹬平板三輪車的約好，每天蹬著他到王府井一帶轉一大圈。我想象金先生坐在平板三輪上東張西望，那情景一定非常有趣。王府井人擠人，熙熙攘攘，誰也不會知道這位東張西望的老人是一位一肚子學問、為人天真、熱愛生活的大哲學家。”

這段敘述，極易忽視，留白之“淡”，幽默之表，孰能悟其內之苦?坐三輪車“接觸社會”，是全文唯一描寫解放后的金岳霖的一處細節(jié)，亦是全文唯一一處關于金岳霖與政治關系的細節(jié)，筆調實乃凝重，非淡之筆，沖淡雋永。解放之后，金岳霖為實現(xiàn)“另一種理想”而積極參與政治，也以一顆真摯的心，積極投身新社會。

“金先生的著作，我們可以繼續(xù)研究，金先生的風度是不能再見了。”逝者如斯，當代應以重塑西南聯(lián)大之精神、重塑民族之品德為己任。

汪曾祺散文《金岳霖先生》

西南聯(lián)大有許多很有趣的教授，金岳霖先生是其中的一位。金先生是我的老師沈從文先生的好朋友。沈先生當面和背后都稱他為“老金”。大概時常來往的熟朋友都這樣稱呼他。

關于金先生的事，有一些是沈先生告訴我的。我在《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lián)大》一文中提到過金先生。有些事情在那篇文章里沒有寫進，覺得還應該寫一寫。

金先生的樣子有點怪。他常年戴著一頂呢帽，進教室也不脫下。每一學年開始，給新的一班學生上課，他的第一句話總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對你們不尊重，請原諒。”他的眼睛有什么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陽光。

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壓得比較低，腦袋總是微微地仰著。他后來配了一副眼鏡，這副眼鏡一只的鏡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這就更怪了。后來在美國講學期間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眼鏡也換了，但那微微仰著腦袋的姿態(tài)一直還沒有改變。他身材相當高大，經常穿一件煙草黃色的麂皮夾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圍一條很長的駝色的羊絨圍巾。聯(lián)大的教授穿衣服是各色各樣的。聞一多先生有一陣穿一件式樣過時的灰色舊夾袍，是一個親戚送給他的，領子很高，袖口極窄。聯(lián)大有一次在龍云的長子、蔣介石的干兒子龍繩武家里開校友會，——龍云的長媳是清華校友，聞先生在會上大罵“蔣介石，王八蛋!混蛋!”那天穿的就是這件高領窄袖的舊夾袍。

朱自清先生有一陣披著一件云南趕馬人穿的藍色氈子的一口鐘。除了體育教員，教授里穿夾克的，好像只有金先生一個人。他的眼神即使是到美國治了后也還是不大好，走起路來有點深一腳淺一腳。他就這樣穿著黃夾克，微仰著腦袋，深一腳淺一腳地在聯(lián)大新校舍的一條土路上走著。

金先生教邏輯。邏輯是西南聯(lián)大規(guī)定文學院一年級學生的必修課，班上學生很多，上課在大教室，坐得滿滿的。在中學里沒有聽說有邏輯這門學問，大一的學生對這課很有興趣。金先生上課有時要提問，那么多的學生，他不能都叫得上名字來，——聯(lián)大是沒有點名冊的，他有時一上課就宣布：“今天，穿紅毛衣的女同學回答問題。”

于是所有穿紅衣的女同學就都有點緊張，又有點興奮。那時聯(lián)大女生在藍陰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紅毛衣成了一種風氣。——穿藍毛衣、黃毛衣的極少。問題回答得流利清楚，也是件出風頭的事。金先生很注意地聽著，完了，說：“Yes!請坐!”

學生也可以提出問題，請金先生解答。學生提的問題深淺不一，金先生有問必答，很耐心。有一個華僑同學叫林國達，操廣東普通話，最愛提問題，問題大都奇奇怪怪。他大概覺得邏輯這門學問是挺“玄”的，應該提點怪問題。有一次他又站起來提了一個怪問題，金先生想了一想，說：“林國達同學，我問你一個問題：‘Mr.林國達is perpenticular to the blackboard(林國達君垂直于黑板)，這什么意思?”

林國達傻了。林國達當然無法垂直于黑板，但這句話在邏輯上沒有錯誤。

林國達游泳淹死了。金先生上課，說：“林國達死了，很不幸。”這一堂課，金先生一直沒有笑容。

有一個同學，大概是陳蘊珍，即蕭珊，曾問過金先生：“您為什么要搞邏輯?”邏輯課的前一半講三段論，大前提、小前提、結論、周延、不周延、歸納、演繹……還比較有意思。后半部全是符號，簡直像高等數(shù)學。她的意思是：這種學問多么枯燥!金先生的回答是：“我覺得它很好玩。”

除了文學院大一學生必修邏輯，金先生還開了一門“符號邏輯”，是選修課。這門學問對我來說簡直是天書。選這門課的人很少，教室里只有幾個人。學生里最突出的'是王浩。金先生講著講著，有時會停下來，問：“王浩，你以為如何?”這堂課就成了他們師生二人的對話。王浩現(xiàn)在在美國。前些年寫了一篇關于金先生的較長的文章，大概是論金先生之學的，我沒有見到。

王浩和我是相當熟的。他有個要好的朋友王景鶴，和我同在昆明黃土坡一個中學教學，王浩常來玩。來了，常打籃球。大都是吃了午飯就打。王浩管吃了飯就打球叫“練盲腸”。王浩的相貌頗“土”，腦袋很大，剪了一個光頭，——聯(lián)大同學剪光頭的很少，說話帶山東口音。他現(xiàn)在成了洋人——美籍華人，國際知名的學者，我實在想象不出他現(xiàn)在是什么樣子。前年他回國講學，托一個同學要我給他畫一張畫。我給他畫了幾個青頭菌、牛肝菌，一根大蔥，兩頭蒜，還有一塊很大的宣威火腿。——火腿是很少入畫的。我在畫上題了幾句話，有一句是“以慰王浩異國鄉(xiāng)情”。王浩的學問，原來是師承金先生的。一個人一生哪怕只教出一個好學生，也值得了。當然，金先生的好學生不止一個人。

金先生是研究哲學的，但是他看了很多小說。從普魯斯特到福爾摩斯，都看。聽說他很愛看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zhèn)b傳》。有幾個聯(lián)大同學住在金雞巷，陳蘊珍、王樹藏、劉北汜、施載宣(蕭荻)。樓上有一間小客廳。沈先生有時拉一個熟人去給少數(shù)愛好文學、寫寫東西的同學講一點什么。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講的題目是《小說和哲學》。題目是沈先生給他出的。大家以為金先生一定會講出一番道理。不料金先生講了半天，結論卻是：小說和哲學沒有關系。有人問：那么《紅樓夢》呢?金先生說：“紅樓夢里的哲學不是哲學。”他講著講著，忽然停下來：“對不起，我這里有個小動物。”他把右手伸進后脖頸，捉出了一個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為得意。

金先生是個單身漢(聯(lián)大教授里不少光棍，楊振聲先生曾寫過一篇游戲文章《釋鰥》，在教授間傳閱)，無兒無女，但是過得自得其樂。他養(yǎng)了一只很大的斗雞(云南出斗雞)。這只斗雞能把脖子伸上來，和金先生一個桌子吃飯。他到處搜羅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別的教授的孩子比賽。比輸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給他的小朋友，他再去買。

金先生朋友很多，除了哲學家的教授外，時常來往的，據(jù)我所知，有梁思成、林徽因夫婦，沈從文，張奚若……君子之交淡如水，坐定之后，清茶一杯，閑話片刻而已。金先生對林徽因的談吐才華，十分欣賞。現(xiàn)在的年輕人多不知道林徽因。她是學建筑的，但是對文學的趣味極高，精于鑒賞，所寫的詩和小說如《窗子以外》、《九十九度中》風格清新，一時無二。林徽因死后，有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飯店請了一次客，老朋友收到通知，都納悶：老金為什么請客?到了之后，金先生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金先生晚年深居簡出。毛主席曾經對他說：“你要接觸接觸社會。”金先生已經八十歲了，怎么接觸社會呢?他就和一個蹬平板三輪車的約好，每天蹬著他到王府井一帶轉一大圈。

我想象金先生坐在平板三輪上東張西望，那情景一定非常有趣。王府井人擠人，熙熙攘攘，誰也不會知道這位東張西望的老人是一位一肚子學問，為人天真、熱愛生活的大哲學家。

金先生治學精深，而著作不多。除了一本大學叢書里的《邏輯》，我所知道的，還有一本《論道》。其余還有什么，我不清楚，須問王浩。

我對金先生所知甚少。希望熟知金先生的人把金先生好好寫一寫。

聯(lián)大的許多教授都應該有人好好地寫一寫。

1987年2月23日

※選自：《蒲橋集》，作家出版社1994年版※

淺析汪曾祺小說的散文化及其影響

汪曾祺的小說之所以能吸引人，為后人研究、品味和學習，與其散文化有關。 本文淺析汪曾祺小說的散文化及其影響，歡迎閱讀了解。

摘要： 本文主要探討論述了汪曾祺小說散文化的具體表現(xiàn)、成因及其影響，意在說明：文無定法，要敢于創(chuàng)新。

關鍵詞： 汪曾祺小說 散文化特征 原因 影響

汪曾祺是一位獨具風格的短篇小說家，讀他的小說，如同欣賞一幅幅清新雋永、生意盎然的風俗畫，別有一番情趣、一種風味。

【第1句】：汪曾祺小說的散文化特征

關于“小說的散文化”，學者楊義先生解釋為：“乃是小說的自由化、隨意化，它把小說的環(huán)境化淡，人物化虛、情節(jié)化少，而唯獨把情緒化濃。”對照楊義先生的解釋，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汪曾祺小說確有散文化的某些特征：

（一）取材隨意，不拘一格。汪曾祺小說不僅描寫了許多異地的世俗風情，如：抗戰(zhàn)大兵方昆明的混亂與庸俗、塞外的農場果園的下放生活、北京的世俗生活，而且描寫的人物也形形色色，如：大洋邊的挑夫、西南聯(lián)大校園的當差者、大青山的落魄者、歲寒中的知心者、荸薺庵的和尚、潔身自尊的知識分子、寧死勿折的老舍先生，等等，以上這些人物盡收筆下，構成了一幅滿溢著個性特點的人物畫廊圖。汪曾祺除了寫人、寫生活，還寫一系列的雜物，如：高大的“榆樹”，比草木還賤的“晚飯花”，活蹦亂跳的“魚兒”，香噴噴的“黃油烙餅”，還有“珠子燈”、“天鵝”、“貓”、“蛐蛐”，等等。綜觀汪曾祺小說的描寫對象，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作者那自由隨便、不拘一格的創(chuàng)作風格，以及廣見博識。

（二）情節(jié)化少，矛盾緩和。汪曾祺小說之所以吸引人，主要是讀者長期在一種傳統(tǒng)單調的情節(jié)性小說模式中進行慣性的閱讀，一旦這種淡化情節(jié)的小說映入眼簾，大家自然會耳目一新。傳統(tǒng)的情節(jié)小說一般都是由一個或幾個事件組成，其情節(jié)大致包括開端、發(fā)展、高潮、結局等幾個部分，汪曾祺的絕大部分小說不是由一個完整的故事或連續(xù)的事件構成，而是由許多瑣碎的，甚至毫無關聯(lián)的小事構成，如《故里雜說》、《故里三陳》、《晚飯花》、《橋邊小說三篇》、《故人往事》、《星期天》、《雞毛》等。汪曾祺不注重在劇烈的矛盾沖突中展開曲折跌宕的故事情節(jié)，而是努力將小說中的矛盾淡化，執(zhí)意將散文融入小說，以達到和諧美為特征的樸素平淡、優(yōu)美自然的藝術境界。如《大洋記事》中巧云被強一奸、錫匠被打傷具有激烈的矛盾沖突和曲折的故事情節(jié)，作者只是讓人物在平和的心境中結束了故事。錫匠們以平和的方式取勝，肇事者被驅逐出境，巧云堅定地承擔起生活的重擔，作者以散文化的筆觸，將一個悲憤曲折的故事寫得平和清新。

（三）人物化虛，情緒化濃。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傳統(tǒng)小說成功的關鍵。汪曾祺的小說并不十分注意人物性格和心理的描寫，而是著力于氛圍的渲染，從而構成另一種情調。甚至有的作品把氛圍的渲染作為整篇小說的結構中心，以致人物反倒成了點綴，《陳四》便是這樣的代表作。《陳四》全篇四千多字，作者竟用了三千多字來描寫迎神賽會的民俗風情，釀造出一般樸實粗獷的文化氛圍，文章的后部分只用了幾百字點出了踩高蹺的陳四就在這種蒙昧的氛圍中挨打、大病、賣燈等，人物被浸泡在這濃重的古風習俗之中。其實，這種淡化人物性格而著意氛圍營造的方式反而更加深化了人物的性格，豐富了作品的抒情容量，令人油然而生憐憫、同情、傷感。

【第2句】：汪曾祺小說散文化的成因

汪曾祺小說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在形式上都已散文化了，它的出現(xiàn)是對傳統(tǒng)小說模式的`一次有力的沖擊。造成他們的小說散文化的原因是什么呢？筆者認為不外乎內外兩個方面，即主觀因素和客觀因素。

俗話說“內因為主，外因為輔”，分析汪曾祺小說的散文化的成因，內因至關重要。汪曾祺早就有了小說藝術的自覺意識，他說：“我年輕時曾想打破小說、散文和詩的界限。……后來在形式上排除了詩，不分行了，散文的成份是一直明顯地存在著的。”他還說自己的小說“散”，是“有意為之”。他在小說表現(xiàn)樣式方面的追求，使人想到古人所說的“以意從法，則死法矣”，汪曾祺正是在對短篇小說“死法”的突破中獲得了自由，從題材的選擇與把握到藝術形式的借鑒與創(chuàng)造，這些都保持著其強烈的主體創(chuàng)造精神，并借以激活自己的小說觀念和創(chuàng)作情緒，從而在純熟老到的筆法中張揚了自己的個性。

在分析內因時，我們會質疑是誰促使汪曾祺小說藝術自覺意識形成的。這就讓我們不由自主地聯(lián)想到外因。其一，受儒家、道家思想的影響。汪曾祺從小學五年級開始，祖父每天給他講授《論語》，在他的理論著作中，他曾多次提出儒家思想對他的影響，并且解釋說：“我不是從道理上，而是從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認為儒家是講人情，是一種富于人情味的思想。”其二，他還深受道家“追求絕對的人生自由”思想的影響。所以他看重人情味，在他的筆下，見不到儒家的等級森嚴，只有莊禪所追求的個體與和諧的精神。從總體上看，汪曾祺從儒家精神中汲取的主要是貫注其中的原始的人道主義精神，從莊禪意識中尋覓的主要是人格獨立和精神自由的思想。他巧妙地將兩者熔鑄在他的小說中，從而創(chuàng)造了作品中的美格。

【第3句】：汪曾祺小說散文化在文學史上的影響

（一）其溝通、延續(xù)與拓展了被阻斷了的小說歷史長河。汪曾祺小說一亮相，便贏得了文壇的一致喝彩，有人稱之開了“尋根文學”的先河，有人稱之為“風俗小說”的代表，有人稱之為“新筆記小說”。縱觀汪曾祺的小說內容和形式，挖掘汪曾祺小說創(chuàng)作的最高成就，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汪曾祺之所以能轟動文壇，他的小說之所以引人注目，其主要原因還在于他對傳統(tǒng)情節(jié)小說模式的沖擊，注重了小說的散文化，從而開創(chuàng)了“新筆記小說”這種新文體。他所創(chuàng)造的新文體，絕不是對傳統(tǒng)小說模式的全面背叛，而是對傳統(tǒng)中另一文學樣式――筆記小說的繼承與發(fā)展。作為中國傳統(tǒng)小說的重要一支，筆記小說一直貫穿于小說發(fā)展的整個歷史。

（二）其開創(chuàng)了新的文學風氣。汪曾祺散文化小說的出現(xiàn)，是對建國以來單一的審美情趣和單一的小說形式技巧的一次沖擊，可以說汪曾祺小說的復現(xiàn)，是對新時期小說創(chuàng)作多元化趨勢的第一次認同。雖然，由于時代的局限，“回到現(xiàn)實主義，回到民族傳統(tǒng)”的口號，還只是“瞞和騙”的文學的一種簡單反撥，單一的復歸并不能帶來“百花齊放”，小說的多元化的格局有賴于整個審美觀念的變化和小說形式的多元化。但是，它畢竟開創(chuàng)了新的文學風氣，成為新時期文學的報春花。他不僅在形式上注重散文化，而且在內容上追懷往事，遠離現(xiàn)實與政治，都與當時的文學主流――悲切的傷痕文學、沉痛的反思文學和轟轟烈烈的改革文學保持著距離，從而另辟蹊徑，開創(chuàng)了一種新的文學樣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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