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學誠(1738—1801)，字實齋，號少巖，清代浙江會稽(今紹興)人。他生活的時代正逢“乾嘉盛世”，少年多病，讀書遲鈍。十五、六歲，在應城官舍，他父親請師教以經業，可是他對應舉之文不感興趣，二十三歲以后去北京應順天鄉試，兩試不中，二十五歲時入國子監讀書，乾隆三十年(1765)三上京師，三考不中，經人介紹從學于朱筠。直到乾隆三十三年(1768)，當他三十歲時才中順天鄉試副榜，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才中進士，這時已四十一歲了。中進士前，他生活潦倒與史學家邵晉涵、洪亮吉曾共事于安徽學政朱筠幕府中，后又托身于湖廣總督畢沅，安徽巡撫朱珪等。中進士以后，也未取得仕宦前途，主要事業是主講于南北各書院，如定州定武書院，大名清漳書院，永平敬勝書院，保定蓮池書院、歸德文正書院等；又主持修撰《天門縣志》《和州志》《永清縣志》《亳州志》《湖北通志》。嘉慶六年(1801)死于貧病之中。一生著述甚多，生前均未刊行，臨終托付王宗炎為之整理，王氏不久亦卒。道光十二年(1832)其子章華紱刻成《文史通義》《校讎通義》二書，一直到1921年嘉業堂劉氏匯刻其全部著作為《章氏遺書》五十卷，才算把他的著作全部出版。《文史通義》是一部縱論文史，品評古今學術的著作，是章學誠學術思想的結晶。它不象劉知幾《史通》只是論“史”，劉勰《文心雕龍》只是論“文”那么單一，除個別篇章分別論文、論史外，多數篇章都是文史兼論的。他自己談到他作《文史通義》一書的目的時說“鄭樵有史識而未有史學，曾鞏具史學而不具史法，劉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義》所為作也。”又說“吾于史學，蓋有天授，自信發凡起例，多為后世開山。而人乃擬吾于劉知幾，不知劉言史法，吾言史意；劉議館局纂修，吾議一家著述，截然分途，不相入也。”這就是說他的貢獻主要是提出“史意”，即把歷史當做一門科學來研究。在這一總的指導思想下，他首先闡述了“六經皆史”的理論，早在明代王守仁、李贄都發表過經即史的看法，但都未有章學誠闡述的透徹，他說“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又說“六經皆先王得位行道，經緯世宙之跡，而非托于空言”“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六經特圣人取此六種之史以垂訓耳”這樣的論述既打破了以往重經輕史的風氣，同時也擴大了史料學的范圍。其次，他針對劉知幾提出的“良史”所必備的才、學、識“三長”而發論，又提出一個“史德”的標準，何謂“史德”?即“著書者之心術”，也就是“善惡褒貶，務求公正”的品德。在他看來識、德比才、學更重要，前者是靈魂，后者是軀體。再次，《文史通義》中把史書分為記注和撰述兩大類，他說“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故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擬神也。藏往欲其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為方；知來欲其抉擇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為圓”。最后，創立方志學。章學誠以前有方志書而無方志學，他說“有天下之史，有一國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傳狀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譜諜，一家之史也；郡府縣志，一國之史也，綜記一朝，天下之史也。”他主張把國史建筑在方志基礎上，才能全面而充實，為此他主張州縣設立志科，專管記錄史事，采集史料，方志的編纂必須包括通志、掌故、文征三大部分，通志相當正史的內容，掌故如同“會要”，文征就象鄉賢傳和文選。他親自編地方志以示范。除了以上四點外，章學誠于《文史通義》一書中還用大量文字談了自己治學經驗，他認為“為學之要，先戒名心”“札記之功，必不可少”“學貴博而能約”“學與功力，實相似而不同”。還主張文人不能修史，他說“文人之文，與著述之文不可同日語也”“文士撰文，惟恐不自己出，史家之文，惟恐出之于己”，在史書體例上，他反對劉知幾對斷代史的稱頌，而主張寫通史。總之，《文史通義》一書的內容是十分豐富的，發表了許多有價值的見解。當然章學誠的思想也有一些糟粕，如他所主張的“經世致用”是為了維護封建專制主義，他談“六經皆史”，大力提倡方志的修纂都為了這一目的。《文史通義》中的一些篇章，如《婦學》《婦學篇書后》《詩話》《書坊刻詩話》明顯在宣揚封建倫理。他在評價歷代文獻對鄭樵及其《通志》捧得太高，對馬端臨《文獻通考》貶得太低，立論過于偏激。近人研究章學誠和《文史通義》，以倉修良《章學誠和〈文史通義〉》一書(中華書局出版)為有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