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賈玉民 【本書體例】

佚名

《清朝野史大觀》十二卷，編者佚名。該書搜集清代二百多年間的遺聞軼事，共分清宮遺聞、清朝史料、清人逸事、清朝藝苑、清代述異五大類。

吳郡金喟(kuì潰)字圣嘆，少有才名，性放誕，出詞罔忌。初補博士子弟員，以歲試文怪誕被黜。明年科試，易名“人瑞”就童子試，文宗拔置第一，仍復儒冠。嘗謂“世有才子書六，蓋《離騷》、《莊子》、《史記》、《杜詩》及施氏《水滸傳》、王實甫《西廂記》也。”遍加評語，批論透辟，識見精到，謂為“金批”，盛行吳下。

順治庚子“哭廟案”，金與焉。聞是獄之興，為知吳縣事山西任某以非刑預征課稅，生員薛爾張等因民憤，鳴鐘擊鼓，入文廟哭泣，諸生不期而至者百余人。時適清順帝哀詔至蘇，設幕府堂，撫案率官紳哭臨。諸生旋造府堂進揭帖，而繼至及觀者復有千余人。群聲雷動，詈逐任令。撫臣大駭，命執之。即獲諸生倪用賓等十一人，余皆星散。

旋有教授程邑參任令六款，而金人瑞《十弗見》之訕，又陰指撫臣。撫院朱性素刻忌，必欲殺金等而后快。遂以“恃符抗納，任令比追，遽遭怨謗。致當哀詔初臨日，集眾千百，上驚先帝之靈。但邑令命官，民稱父母，該生等擅敢于哭臨之際，聲言杠打。似此目無法紀，深恐搖動人心”等語，密疏具奏。既上，發欽差大臣赴江寧公審，獄成奏覆：“倪用賓等于遺詔方到，鳴鐘擊鼓，糾黨千人，倡亂訐告，擬不分首從斬決，妻子財產入官。”于是，同死者十八人，為倪用賓、沈玥、顧偉業，張韓、來獻琪、丁觀生、朱時若、朱章培、周江、姚剛、徐玠、葉琪、薛爾張、丁子偉、金人瑞、王仲儒、唐堯治、馮郅(zhì幟)也。

鳴呼，專制國官吏之淫威，文網之嚴密，文人茍非韜晦自全，鮮有不遭殺身之慘禍者，況放誕不羈之金圣嘆哉?

當人瑞在獄時，付書與妻曰：“殺頭，至痛也；籍沒，至慘也；而圣嘆以無意得之，不亦異乎?”

(選自《清朝野史大觀》)

吳縣人金喟，字圣嘆，小時候因才華而出名，性情放誕不羈，說話作文章無所顧忌。當初他考中了秀才，因為在歲試時作文怪誕而被除名。第二年科考，他改名“人瑞”參加童生資格的考試，被主考官選拔為第一名，仍舊當上了秀才。他曾經說：世上有六種才子書，那就是《離騷》、《莊子》、《史記》、《杜詩》以及施耐庵的《水滸傳》和王實甫的《西廂記》。他對這六書遍加評論，批語透徹，見識精辟，人們稱作“金批”，盛傳在吳縣一帶。

順治庚子年(1660年)發生的“哭廟案”，金圣嘆參與了。聽說這個大案，是因為吳縣知縣山西人任維初用超過一般的刑罰預征課稅所引起的。秀才薛爾張等人因為民眾憤恨此事，敲鐘擊鼓，到孔子廟哭泣。秀才們沒有事先約定而來的有一百多人。這時正好趕上順治皇帝駕崩的哀詔傳到吳縣，在巡撫大堂設幕帳哀悼，巡撫朱國治率領官吏和士紳舉行追悼儀式。秀才們隨即到巡撫大堂遞上揭發縣令任維初的信件，這時跟著來到巡撫大堂觀看的人又有一千多。眾人喊聲如雷，紛紛咒罵和要求驅逐縣令任維初。巡撫朱國治大驚失色，下令逮捕秀才們。隨即捕獲倪用賓等十一位秀才，其余的人都四散逃走了。

隨后又有府學教授官程邑參奏縣令任維初的六條，而金圣嘆用嘲諷筆調寫的文章《十弗見》，又暗中指向巡撫朱國治。巡撫朱國治性情一向很刻毒，必欲殺掉金圣嘆等人而后快。于是，他就用“依仗秀才的憑證抗拒納稅，任縣令按規定追征，竟然遭到怨恨和誹謗。當時正值先帝駕崩的哀詔傳到吳縣、舉國上下正在哀悼的時候，秀才們聚集民眾千百余人，上驚動了先帝的靈魂。況且縣令也是朝廷命官，是老百姓的父母官，這幫秀才們膽敢在哀悼先帝的時候，公開揚言要用棍子把縣令打死。象這樣目無法紀，恐怕會動搖人心“等詞語，秘密地寫成奏折一一上報皇帝。奏折傳到朝廷后，皇帝派欽差大臣到江寧公開審理“哭廟”案件。案子定下以后，寫成奏折向皇帝回復：“倪用賓等人在先帝駕崩的哀詔剛到時，敲鼓擊鐘，糾集同黨千余人，誣告縣令、帶頭叛亂，罪大惡極，擬不分首犯從犯一律處決，妻子財產沒收入官。”就這樣，一起被殺害的有十八人，他們是倪用賓、沈玥、顧偉業、張韓、來獻琪、丁觀生、朱時若、朱章培、周江、姚剛、徐玠、葉琪、薛爾張、丁子偉、金圣嘆、王仲儒、唐堯治、馮郅等。

嗚呼、專制國家官吏的淫威，文字獄法網的嚴密，文人如果不收斂鋒芒隱沒才能來保全自身，沒有不遭受殺身之慘禍的，何況放誕不羈的金圣嘆，他怎能幸免呢?

當初金圣嘆在獄中時，給妻子寫信說：“殺頭，是最痛苦的；妻子財產沒收入官，是最悲慘的。而我金圣嘆竟在無意中得到了，這不是很奇怪的嗎?”

(方敏譯文)

這篇小說很典型地表現了“筆記”的特點。它雖然標題為《金圣嘆小傳》，但作者的用意卻在于，以金圣嘆生平為線索，介紹庚子“哭廟案”這個殘酷的大案，抨擊封建專制制度。所以，小說并沒有詳敘金圣嘆的一生，開頭只是簡述了金圣嘆的兩件事，表明其出眾的才學和叛逆性格。一件是改名重新考中秀才。科舉是封建統治者視為嚴肅的大事，但金圣嘆卻視同兒戲。歲考時以離經叛道的“怪誕”之文應付，被黜了名，又改名考為第一名。另一件事是選評“六才子書”。他摒棄封建道統的皇皇大著，把文學性、藝術水平作為標準，而且把封建統治者看作“海淫海盜”的《水滸傳》、《西廂記》推崇備至。這種驚世駭俗的舉動，卻得到廣大讀者的認可，“金批”“盛行吳下”。可見他的叛逆性具有進步意義，符合時代的潮流。

然后筆鋒一轉，敘述“哭廟案”經過，這是金圣嘆致死的事件。但他并非該案的主要人物。所以作者在此幾乎撇開了金圣嘆的行動，甚至連他的《十弗見》內容為何，都沒有提及，而是描述薛爾張等儒生的行為，及朱巡撫的奏折、欽差大臣的查按。這似乎宕開過遠，但我們只要一想到此件血案激起的民人共憤，作者怎能抑制住自己的悲憤不交待清它的來龍去脈呢?當然我們也可以責備作者對金圣嘆在此案中的活動描寫過少，這應該說是它的缺陷。好在于本文結尾，作者又一筆拉回到金圣嘆身上：寫金在獄中付妻書的一段話，表面上依然放誕不羈，面對“殺頭”和“籍沒”這最殘酷的刑罰，還以幽默的話語、曠達的胸襟來對待，但在“無意得之”的背后，我們不也可以聽到他的悲憤、他的抗議嗎?讀者都會發問：這樣一個正直無私的、才識卓越的知識分子，為什么會禍從天降、遭此極刑?為什么那貪臟枉法的任縣令、朱巡撫得不到懲治，反而得到了勝利呢?為什么欽差大臣也與朱巡撫沆瀣一氣呢?當然，這千古奇冤，只有在今天我們才能夠圓滿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