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說語言的文化積淀

不同的語言詞語各有其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真正理解和掌握一種語言就要對它大部分詞語的歷史文化來源有較清楚的認識。

一、數字詞。漢語以雙數為吉祥的象征，又以九為天地的完美至數。《黃帝內經》認為，天地始于九。十二在古代是個令人矚目的序數系列，十二生肖是最明顯的例子。

二、人名、地名、國名。不同的民族語言對這些名稱各有講究。漢語以諸葛亮為智慧的化身，但其他民族（受漢文化影響的國家和地區(qū)以外）就不會有這種說法。曾有人寫文章說“布什揮淚斬馬謖”，指撤換國防部長。外國人看了準保不明白。西方國家由于傳統(tǒng)宗教影響，都以猶大為叛徒的代長。二戰(zhàn)以后英語出現了一個新詞吉斯林（Quisling），詞義是賣國賊、內奸，有如我國的汪精衛(wèi)。其實這是一個真人的名字，即挪威投降希特勒的法西斯頭子。阿道夫·希特勒名字里的阿道夫意思為“高貴的狼”，二戰(zhàn)后德國人多棄用此名。望文生義也時常鬧出笑話，幾十年前有人命題作文曰《拿破侖與項羽》，一位先生大筆一揮：“項羽力大無窮，好輪尚且不懼，況拿一破侖乎！”拿破侖原為希臘文，意思是森林中的獅子。那（拿）不勒斯（Naples）是一意大利城市名，拿破侖的祖先曾經在此生活過，馬來語里“新加”的意思是獅子，“坡”是島。新加坡就是獅子島。

三、成語典故。法語說“回到我們的羊群來”，同于漢語的“書歸正傳”。若將漢語“胸有成竹”譯成胸口有根竹竿，豈不滑天下之大稽？“和尚打傘——無法（發(fā)）無天”更是難于傳譯。同樣，見到一個外國特殊詞語最好的辦法是仔細查考，不要強作解釋。放魔鬼出籠西方習慣講“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漢語卻沒有相應的詞語。西方語言中有的月份名稱各有歷史故事，而漢語直用排序的數字，沒有什么講究。美國總統(tǒng)布什本想說反恐是偉大的事業(yè)，但他卻用了“十字軍”一詞，引來了批評。總統(tǒng)發(fā)言人只好出來糾正說由于十字軍一詞包含宗教戰(zhàn)爭的歷史含義，布什總統(tǒng)后悔用這個詞來描述他對恐怖分子發(fā)動的戰(zhàn)爭。

四、詞和詞義都有時代性。人們傳唱李叔同的“長城外、古道邊”常常把“一觚濁酒盡余歡”里的觚（gū）說唱成“壺”。原因是這個字太生僻了，現代漢語已不再用它。這是一種古代的盛酒器皿，上下呈喇叭形，腰細，高圈足，足上和腹部有棱。“白象”在英語里有“廢物”的詞義。指的是泰國（原暹羅國）國王以白色的大象贈給臣下，使得他不能殺掉，只能養(yǎng)著。比喻禮物雖珍貴卻是無用的。所以“白象”牌的電池在國外是賣不出去的。

五、諧音雙關。各種語言都有諧音雙關的現象。“8”諧音“發(fā)”，“4”諧音“死”。英語的in lot water既可指“在熱水里”，也可指“在水深火熱之中”。用得俏皮可以大大增加表現力。韓愈、賈島、顧況、白樂天四個人的名字組成的“寒雨敲門識家到，古筐盛米拜籮添”，既有四個諧音的人名，又有“推敲”“長安米貴”的典故。二戰(zhàn)后有人制燈謎“日本投降”，答案一曰屈原，二曰蘇武，諧音屈服于原子彈和敗于蘇聯的武裝力量，構思十分巧妙。

歷史、經濟和文化的種種表現積淀在民族語的詞匯之中，如今每年都有人統(tǒng)計“流行詞語”，這將為今后的歷史學家和未來的文化、經濟研究者提供不少資料和佐證。

劉勰與隱秀說

魏晉玄學為中國哲學樹立了一個具終極性質的本體“道”或者說“無”，這為構建一種嶄新的形而上價值體系提供了可能。正是在這種哲學基礎上，以社會為根本的人生觀和世界觀遭到具備新型哲學理念的文人的懷疑和揚棄。新的人格理想肯定人的自然屬性，給予人的感性存在充分的合法性，將人的最高屬性指向宇宙之體，也就是玄學的本體“道”。這種人生觀和世界觀極大地開闊了中國文人的視野，客觀上也拓展了中國文化和藝術的視域，所以才會有意境說的出現。后代學者以意境說為中國古典藝術理論的核心理念，筆者以為是因為意境說表明了中國古典藝術所追求創(chuàng)造的是一個豐富且能自生自足、變幻無窮的精神上的宇宙空間。沒有魏晉玄學的理論營構和魏晉文人對玄學理論的人生實踐，意境說的產生是不可想象的。但是魏晉六朝時期，以玄學為理論前提、士人風范為社會基礎合力而成的具有當時時代特征的藝術概念，并不是后期成熟的意境說，而是劉勰在《文心雕龍》里提出的隱秀論。

《隱秀》見《文心雕龍》卷四十，在全書結構中位置重要。現代國學大師黃侃曾指出：“夫隱秀之義，詮明極艱，彥和既立專篇，可知于文苑最要。”（黃侃《文心雕龍札記·隱秀第四十》）重要在何處？重要就重要在既體現了劉勰《文心雕龍》的修辭思想，又體現了劉勰作為一位敏感的藝術理論家對所屬時代美學精神的體悟與總結。《隱秀》開篇就講“文之英蕤，有隱有秀”。所謂“秀”，是“實”，是“顯”，是獨拔，是卓絕；所謂“隱”，是“虛”，是“藏”，是不顯露，是內在。“隱”是“秀”思想感情等方面的基礎，“秀”是“隱”內容的自然表現或流露。一方面是“隱”待“秀”而明，另一方面是“秀”依“隱”而深。倘若“隱”而乏“秀”，則流于晦澀暗淡；“秀”而不“隱”，則流于輕綺浮靡。因此，“隱”與“秀”是既對立又統(tǒng)一的辯證關系，是相輔相成的矛盾統(tǒng)一體。它們之間實質上是意與言、情與采、情與景、內容與形式、體與用的關系。可見“隱秀”決非一個單純的修辭問題，是劉勰對我國古代文學作品一條重要的內在規(guī)律的揭示，是對文學作品很高的美學追求。所以，無論劉勰是否有意，“隱秀”二字在客觀上高度概括和總結了魏晉六朝時期藝術精神的總體特征。魏晉士人對智慧的偏愛，對有限人生的重視，于有限人生中追求品位和快樂多姿，其人格“秀”偏重當下和此時的完全。但魏晉士人的思想之根本仍在于形而上的玄學體系，有限人生之“秀”必然指向無限的意味深隱的“道”。

要深入“隱秀”中關照其藝術精神，就有必要考察魏晉玄學的言意之辨，因為“隱秀”最直接的哲學基礎就是言意之辨。玄學的言意之辨可溯到莊子的“得意忘言”。《莊子·外物篇》載：“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三國魏玄學家王弼曾詳解曰：“夫象者，出意著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尋言以觀象；象生于意，故可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然則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王弼《三國·魏》、《周易略例·明象章》）這樣就得出了“言象不可盡意，百盡意又莫若言象，要想‘盡意’就必須得追求‘言有盡而意無窮’的效果了”。

不論從文學理論還是從藝術精神來看，“隱秀”的主要特征均如湯用彤先生所言：“宋張戒《歲寒堂詩話》引《隱秀篇》兩句：‘情在詞外曰隱，狀溢目前曰秀’此當為《隱秀》之主旨。‘秀’謂‘得意’于言中，而‘隱’則‘得意’于言外也。自陸機之‘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以求者’，至劉勰之‘文外曲致’、‘情在詞外’，此實為魏晉南北朝文學理論所討論之核心問題，而劉彥和《隱秀》為此問題做了總結……總之，魏晉南北朝文學理論之重要問題實以‘得意忘言’為基礎。言象為意之代表，而非意之本身，故不能以言象為意；然言象雖非意之本身，而盡意莫若象，故言象不可廢；而得意（宇宙之本體，造化之自然）須忘言忘象以求‘弦外之音’、‘言外之意’，故忘象而得意也。”（湯用彤《湯用彤選集·魏晉玄學和文學理論》）

劉勰提出的“隱秀”說在理論上沉積了魏晉玄學的主體特征，也是對超世本體形而上的思考，其所直接承繼的玄學“言意之辨”，在本質上其實是哲學認識論與本體論的問題，它關系到魏晉玄學的哲學根基和魏晉整個時代的學術面貌。正是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說“隱秀”是劉勰對魏晉時期藝術精神的理論總結。另外，“隱秀”所昭示的有限與無限的合一，以“秀”作為對有限之存在的美學規(guī)定，以“隱”作為對無限之本體的形而上體慕，恰是對魏晉士人人格理想和在此人格理想實踐中生成的生命美學的高度概括和命名。

綜上可知，劉勰提出的“隱秀”說在客觀上成為了對魏晉六朝時期產生的中華中古文化獨特精神的概括和總結。這種將理論根基扎在玄學之上又融入中古精英人文知識分子的人格理想和人生實踐的“隱秀”學說，一改秦漢以來以儒家入世哲學為基礎的藝術觀和美學觀，在一種超世的價值體系上，構建開發(fā)了中國文藝的思想空間和美學空間，成為后世美學“神韻”說、“意境”說的先發(fā)之音。

白居易為詩與為人

“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這是唐代大詩人白居易16歲時寫就的《賦得古原草送別》一詩的前半部分。短短的二十個字，信手拈來，猶如神來之筆，揭示了大自然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客觀規(guī)律，展示了一幅氣勢磅礴、無比壯麗的畫卷。千百年來，激勵了多少仁人志士奮然前行，為人們純潔的心靈注入了深厚哲理，平添了美好企盼。

白居易（公元772—846年），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原籍山西太原，祖上遷居下邽（今陜西渭南）。早年曾任翰林學士、左拾遺等官，因觸怒權貴被貶為江州司馬，后轉任杭州、蘇州等地刺史，晚年任刑部尚書，以太子少傅致仕。白居易是一位奇特的詩人，他的詩歌深入淺出、通俗易懂、寓意深刻，現在能讀到的白居易詩歌有近3000首，數量之多在唐代詩人中是首屈一指的。他注重理論和實踐的有機結合，突破了同時代詩歌以寫才子佳人、風花雪月為主的狹窄范圍，深刻揭示了當時的社會現實。他還提倡新樂府運動，對唐朝以后我國詩歌的發(fā)展貢獻很大。白居易也繼承了前人的傳統(tǒng)，他很推崇前輩詩人陳子昂、杜甫，陳子昂詩多興諷，而杜甫憂國憂民、即時而作。

白居易少年時家道衰落，對百姓生活和社會現實有較多的接觸和了解。他天賦極高，喜交朋友，除和同時代的大詩人元稹、劉禹錫過從甚密外，他還有許多處于社會底層的朋友，從而使他能更多地了解了唐自“安史之亂”后百姓的痛苦。

白居易34歲時寫就了敘事詩《長恨歌》，這可以說是他一生寫作的巔峰。《長恨歌》以唐玄宗李隆基和楊玉環(huán)的愛情故事為主線，將李隆基寵愛楊氏兄妹、縱容安祿山、荒廢朝政穿插進去，很藝術地將唐朝由盛轉衰的原因、過程、結果刻畫得清清楚楚。看似清淡，實則凝重，可算作唐代中后期的一篇史詩。《長恨歌》凡120句，840個字，從“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字多年求不得”寫起，到“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再到“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在天愿作比翼鳥，在地愿為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一氣呵成。這是一首敘寫歷史的詩歌，白居易的士大夫身份使他隱隱地為唐王朝惋惜。

《琵琶行》是白居易被貶官后寫的一首敘事詩，這一年他45歲。白居易為人耿直，不公道的事情他愛說愛管。唐元和十年，朝中發(fā)生一件兇殺案，宰相武元衡被仇家派人暗算，朝廷上下都知道是誰干的，可大臣們上朝時都不吭聲。白居易非常生氣，專門寫了奏章奏請皇上嚴辦此案。哪料想，在家等待捉拿兇手消息的白居易卻等到了自己被貶官的詔書，他被貶到了江州（今江西九江）。那時的九江還很荒涼，被貶后安了個司馬的頭銜，實際上是一個閑職。滿腹經綸、無事可做的白居易只好借酒消遣，以詩會友。一天，他到碼頭送客人，遇到了京城的一位琵琶歌女。一個是被丈夫冷落的天涯歌女，一個是被朝廷冷落的中年男子，同病相憐，“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的千古絕句躍然紙上。在這首詩中，白居易除了對自己和歌女的遭遇進行描述外，他還寫出了對音樂和樂器的特殊感悟。詩中的“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別有幽愁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等等，均成為千古名句。

最感人的是白居易的人品，他為官清廉，為人耿直，敢講真話。最難忘的是白居易的詩歌，他一生都提倡“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他的詩歌用心靈寫就，寓意深邃，通俗易懂，上至王公大臣、尚書郎中，下至老嫗農夫、孩童乞丐，都能頌唱。雖遠隔千年，現在讀起來仍然是那樣親切自然，側側在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