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的聽眾后面，我尋找

那唯一的聽眾

……

（《說話》）

這是寒煙的詩句，也是寒煙對于自我精神命運的清醒把握：孤獨、無助之后的執著追尋。在當代中國的詩歌語境中，寒煙的寫作是一個異數，她所發出的聲音，像攜帶著鉆頭的鐘聲——帶著審問和自我反省向人的靈魂深處鉆探。她認為寫詩是一場從自我開始的靈魂清算，一種自我救贖的方式。因此，她詩歌中極致的部分，不是靠修辭的推動，而是靠生命原有的氣息，靠命運獨特的際遇，靠那唯一的、不可取代也無人能取代的“命定性”來艱難養育，從這個意義上說，寒煙是一位這個時代少有的“元詩人”。她整個的詩歌寫作，是以行動的意志，而非以優雅的文化意義上的“作品”來與當下時代構成背離與批判的緊張關系。

一個時刻感受到靈魂困厄和疼痛的人，一個肉體與精神相互砥礪的人——寒煙在一個普遍缺血的時代保持對血性的頌揚，因為她要“以血的名義/在世間辨認高貴……”（《阿赫瑪托娃》）。在以解構與修辭支撐的中國當代詩歌寫作里，寒煙奇跡般地保持了與俄羅斯白銀時代文學精神的“骨頭的相認”（《帕斯捷爾納克》），這也注定了寒煙要以生命來喂養詩歌，要以苦難作為詩歌的肥料，要以生命的純潔來觸摸、探尋和保持靈魂的高貴——于是，我們看見寒煙生存的身影：“從拒絕開始，生活這樣難以下咽……”（《茨維塔耶娃》）。在城市的邊緣，在人群的底層，在物質的貧困里，在人生情感的困頓中，她不向世俗低頭，不為物質出賣靈魂，不以修辭緩和內心的痛苦——她始終以批判的姿態指向時代、以自我的追問與反省去修補人性，她和著血淚咽下難以下咽的命運。

寒煙所葆有的詩歌觀念，再一次顯示出她不為環境所左右的執拗。她認為，不管詩歌的潮流如何變化，詩歌的基本價值尺度是不會變動的。詩歌必須忠于靈魂、審視靈魂，真正的詩寫要對時代和自我人性做無情的追究，詩人是“為世界喊疼的人”。而寒煙依靠自己對痛苦的承擔，在詩中緩和著時代的疼痛。她這種對自己的堅守，使她的寫作與整個詩壇處在一種緊張的對峙之中。

寒煙絕對的詩歌觀念和立場，我曾切身領教過。記得當年在一次頒獎后詩友聚會的交談中，我那個時期的部分作品的寫作方式，遭到了她毫不留情的批評——她認為我的那一部分作品跟風、與靈魂無關、把心交給了修辭，她不能容忍這樣的寫作發生在自己的朋友身上。她爽快耿直、無遮無攔、直來直去的發言態度，讓我看見這個時代少有的真誠、透明，和因真誠、透明而生的可愛。

自那次頒獎會以后，我與寒煙再未謀面。2010年春天，她以電子郵件的方式給我發來她的多篇詩文近作——我看到的寒煙仍在堅守著她的精神高地，仍以受苦的方式試圖為中國當代詩歌獲取一個可靠的標準。只不過她懷疑、追問、批判的方向，更加自覺、深入地指向了自身的人性、內心和靈魂，更加強調獨立承擔的悲劇精神。在讀完她的近作后，我寫下了如下的筆記，至今還存在電腦里：“……在當下的詩歌環境和精神環境里讀寒煙的作品，我感到了其特殊的分量和意義。她是當代不多見的用自己的生命實踐寫作的詩人，而且，她已經擁有了自己自足的精神背景，這是了不起的事情，這也是一個詩人開始成熟的標志……”

以香茶、紅酒的狀態和方式進入寒煙的詩歌，在我來說是不適合的。在人性殘破、靈魂無著、智力與修辭充斥的時代精神氛圍中，當你變得優美、雅致、幸福閃耀，或者身心輕飄飄、油腔滑調的時候，讀寒煙的詩不啻為一種矯正，一種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