蝙蝠的不幸

周作人于一九二一年首創“美文”一詞，他在現代美文創作上的首席地位，有胡適、魯迅二位作證，大約無可懷疑。胡適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文中說，“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發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把他作為成功的代表。魯迅在答復斯諾問中國最優秀的散文作家是誰時，也把周作人排在第一，排在林語堂和他自己之前。

周作人活了八十多歲，寫了近七十年文章。在這個世界上，他確實留下了許多可以稱為美文的作品，但這不是他工作的全部，也不是他工作的大部。他在《兩個鬼的文章》中寫道：

我的確寫了些閑適文章，但同時也寫正經文章，而這正經文章里面更多的含有我的思想和意見，在自己更覺得有意義。

《苦口甘口》自序中更詳細地說到了他的思想和所謂“閑適小品”：

如英吉利法蘭西的隨筆，日本的俳文，以及中國的題跋筆記，平素也稍涉獵，很是愛好，不但愛讀，也想學了做，可是自己知道性情才力都不及，寫不出這種文字，只有偶然撰作一二篇，使得思路筆調變換一下，有如飯后喝一杯濃普洱茶之類而已。這種文章材料難找，調理不易。其實材料原是遍地皆是，牛溲馬勃只要使用得好，無不是極妙文料，這里便有作者的才情問題，實在做起來沒有空說這樣容易了。我的學問根柢是儒家的，后來又加上些佛教的影響，平常的理想是中庸，布施度忍辱度的意思也頗喜歡，但是自己所信畢竟是神滅論與民為貴論，這就與詩趣相遠，與先哲疾虛妄的精神合在一起，對于古來道德學問的傳統發生懷疑，這樣雖然對于名物很有興趣，也總是賞鑒里混有批判，幾篇《草木蟲魚》有的便是這種毛病，有的心想避免而生了別的毛病，即是平板單調。那種平淡而有情味的小品文我是向來仰慕，至今愛讀，也是極想仿做的，可是如上文所述實力不夠，一直未能寫出一篇滿意的東西來。以此與正經文章相比，那些文章也是同樣寫不好，但是原來不以文章為重，多少總已說得出我的思想來，在我自己可以聊自滿足的了。

如其中所說，他所信的神滅論與民為貴論，通常的說法便是賽先生與德先生，實在是理解周作人思想與文章的津梁。就是只想欣賞美文（所謂的“閑適小品”），亦當率由此道，才不致得魚忘筌，舍本逐末。

《兩個鬼的文章》寫成以后，直到一九五九年才編入《過去的工作》在澳門出版，《苦口甘口》印行于淪陷中的北平，解放后更成了禁書，像我這樣在長沙城里拉板車的右派分子，當時都無法看到。但是，我于一九六三年寫給周作人的一封信中也是這樣說的：

先生的文章之美，固然對我具有無上的吸力，但還不是使我最愛讀它們的原因。我一直以為，先生的文章的真價值首先在于，它們所反映出來的一種態度，乃是上下數千年中國讀書人最難得的態度，那就是誠實的態度……無論是早期慷慨激昂的《碰傷》《死法》諸文，后來可深長思的《家訓》《試帖》各論，甚至就是眾口紛紜或譽為平淡沖和或詈為“自甘涼血”的《茶食》《野菜》那些小品，在我看來全都一樣，都是藹然仁者之言。先生對于我們這五千年古國，幾十兆人民，蕓蕓眾生，婦人小子，眷念是深沉的，憂憤是強烈的，病根是看得清的，藥方也是開得對的。

時年不滿三十的苦力，當然不敢在五四文壇老宿面前妄托知己，不過在讀到周作人隨后寫了寄來給我的古人詩句“萬卷縱觀當具眼”之后，我還是不禁暗喜。因為于冥冥長夜中知道自己還有一雙看得出好壞的眼睛，在漫漫長路上也就不會像原來那樣不知所從了。

因為我喜歡周作人的文章（不僅僅是他的美文），又因為周作人在他生命的最后幾年里給我的一點知己之感，又因為能得到周豐一先生的信任和委托，遂以十年之力搜集、整理了周氏近三千篇文章。事實正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在這近三千篇文章中，正經的文章確實比閑適的小品多得多。當然，周作人的正經文章，也有他所特有的文章之美，即如《兩個鬼……》這一篇，信手拈來，“道士與狐所修煉得來的內丹”，“飯后喝一杯濃普洱茶”，又何嘗不是巧妙地使用了“文料”，使一篇說理文達到了平淡而有情味的境界。在本文中，他一再聲言自己實力不夠，性情才力不及，寫不好純文學的美文，但正如他過去說過的，這里的自謙也就是自夸。《兩個鬼……》在最后重申他作文的原則是言必由衷，道：

其實這樣的做也只是人之常道，有如人不學狗叫或去咬干矢橛，算不得什么奇事，然而在現今卻不得不當作奇事說，這樣算來我的自夸也就很是可憐的了。……俗語云，無鳥村里蝙蝠稱王。蝙蝠本何足道，可哀的是無鳥村耳，而蝙蝠乃幸或不幸而生于如是村，悲哉悲哉！蝙蝠如竟代燕雀而處于村之堂屋，則誠為蝙蝠與村的最大不幸矣。

這恐怕想要不稱其為美文亦不可得了。

但除了大量的正經文章外，周作人畢竟還寫了不少為消遣或調劑之用的“閑適文章”。香港潘耀明先生約我在這一部分文章中選若干篇，編一部《周作人美文選》。香港的村里當然是有鳥的，而且會唱歌的鳥恐怕還會越來越多，但是感受一點過去無鳥村中蝙蝠的悲哀，我覺得還是有些意思的。

我選的七十八篇文章，只占三千篇的百分之三不到，但寫作跨度同樣從光緒戊戌到“文化大革命”長達六十八年，與周作人的寫作生涯相始終。每篇都在題下注明了寫作年份，可見文章與世變相因，作者思想與風格的逐漸形成也能看得比較清楚。《山中雜信》以前的七篇屬于“少作”，用的是文言，但仍是大作家形成期的面影。其馀有的是歷來傳誦的名篇，有的則是普通讀者也許比較生疏，卻為我所深愛，覺得可以作為美文向大家推薦的。

因為是“美文選”，當然沒有包括周作人自己更加看重的正經文章，但也有意識地加入了兩篇有點“搭界”的文字。一篇是一九二一年寫的《碰傷》，是他見到北洋政府殘殺學生的感想；一篇是一九五七年寫的《談毒草》，是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政策私下所作的一點補充。我想以此說明，周作人并不是只在寒齋喝苦茶的人。對于能讀他全部文章的人，當然用不著如此費辭；但對于只看看選本，尤其是又聽過些“文學批評”的讀者，恐怕也還有此必要。當然，這兩篇文章也還是美文，廣義的，正如周作人所有的文章一樣。

（一九九七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