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某種意義上說，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以下簡稱一戰(zhàn)）比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下簡稱二戰(zhàn)）更為重要。一戰(zhàn)之后，沙俄、奧斯曼帝國、奧匈帝國和德意志帝國四個帝國解體，而二戰(zhàn)之后，只有一個大英帝國解體，而且是緩慢解體。一戰(zhàn)之后，隨著四個帝國的解體，全球出現(xiàn)了許多真空地帶。戰(zhàn)勝國在巴黎開了一次分贓和分家大會，但美其名曰為巴黎和會。

《巴黎1919》英文原版封面

瑪格麗特·麥克米蘭（Margaret MacMillan）教授所著《巴黎1919》（Paris 1919）是分析巴黎和會的經(jīng)典。該書的副標題是：改變世界的6個月。麥克米蘭教授開篇明義，寥寥數(shù)語，便揭示了一戰(zhàn)后天下大亂的局勢：“一戰(zhàn)前歐洲人心浮動，暗潮洶涌，各種訴求沒有得到滿足：社會主義分子期盼世界更美好，勞工期盼工作條件改善，民族主義分子期盼有自己的家園。戰(zhàn)后這些愿望又重新抬頭，甚至更加強烈，因為1919年世界更加動蕩不安，會有巨變的夢想，也會有秩序崩潰的噩夢。”

巴黎和會上列強各懷鬼胎。英國的重點是確保通往其海外殖民地印度的戰(zhàn)略要道，同時在中東擴大自己的勢力范圍。法國的首要目標是遏制德國，并從德國得到更多的賠款。一戰(zhàn)的許多主戰(zhàn)場在法國，戰(zhàn)后法國很多地方一片荒夷。法國對德國有心理恐懼：拿破侖之后，法國對德國總是屢戰(zhàn)屢敗，而且一戰(zhàn)后法國人口只有4000萬，而德國人口卻有7500萬，比法國人口多出了三分之一還要多，在兵源上占了很大優(yōu)勢。而美國則是醉心于創(chuàng)立國聯(lián)，美國總統(tǒng)威爾遜要建不世之功，名垂千史。

“對準中國心臟的匕首”

俄羅斯、南斯拉夫、巴勒斯坦、波蘭，都是今天國際上的危機多發(fā)地帶，也是巴黎和會所討論的重點內(nèi)容，在《巴黎1919》中各有專門一章。中國山東青島的歸屬，也是巴黎和會爭執(zhí)的議題，《巴黎1919》有專門兩章介紹，分別是“對準中國心臟的匕首”和“日本和種族平等”。

1917年，中國政府參戰(zhàn)，對協(xié)議國的勝利作出巨大貢獻。到1918年，中國已有10萬勞工在歐洲幫助協(xié)約國，其中很多人死于炮火和疾病。德國在地中海擊沉一艘法國運輸船，船上的500多名中國勞工葬身海底。但英、法、美三大國卻支持日本接管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quán)益，實屬不講任何信義，也埋下了后患無窮的禍根。中國代表團成員顧維鈞奮然指出：“問題是我們是否能夠確保今后半個世紀內(nèi)遠東能有和平，失策的話就會出現(xiàn)一種局面，10年之內(nèi)引發(fā)戰(zhàn)爭。”確實，歷史的演變不幸被顧維鈞言中。山東問題也促成了中國的巨變。北伐戰(zhàn)爭軍興，其首要目標不是要消滅貧富差別，甚至不是要消滅軍閥割據(jù)，而是反對列強。按照北伐革命歌曲中的順序，“打倒列強”是第一位的，而“除軍閥”則是第二位的。麥克米蘭教授也承認，如果當時中國更強大，再加上其他變數(shù)的積極表現(xiàn)，可以避免二戰(zhàn)的爆發(fā)。

顧維鈞活到了98歲，晚年在美國居住，最后客死紐約。顧維鈞畢業(yè)于哥倫比亞大學(xué)，深通英文和美國文化，與美國的頭面人物也洽談甚歡，對酒對歌。威爾遜總統(tǒng)特邀顧維鈞與其同船，共赴歐洲參加巴黎和談。日本的兩位主要代表英語蹩腳，根本無法與歐美領(lǐng)導(dǎo)人打成一片，但和會上日本得到了列強的支持。《巴黎1919》告訴我們，國家實力遠比外交官個人的魅力重要。外交官的作用十分有限，英國首相喬治就說過：“發(fā)明外交官，就是為了拖延時間。”

一戰(zhàn)結(jié)束時，日本躋身于全球三大海軍強國，海軍實力僅次于美國和英國。1917年，英國、法國、意大利和日本之間就達成秘密協(xié)議，同意日本戰(zhàn)后接管德國在山東的權(quán)益。英國希望日本海軍可以協(xié)助英國守護海上通道。日本還有另一個討價還價的籌碼。日本人要求在《巴黎和約》中寫入種族平等的條款，但英、美兩國死活不肯。英國人擔心日本人會涌入英屬澳大利亞，而美國總統(tǒng)威爾遜則是擔心，寫入平等條款后，他會失去國內(nèi)的選票。最后，日本放棄該條款，以換取其在山東的利益。

美國總統(tǒng)威爾遜鼓吹“民族自治”，但一戰(zhàn)后的版圖劃分還是由英、美、法三個強國主導(dǎo)。法國總理克里孟梭對威爾遜總統(tǒng)的14點建議就很不以為然，說是《圣經(jīng)》中也只有十戒，威爾遜何以提出了14點。麥克米蘭教授引用了經(jīng)濟學(xué)家凱恩斯對三巨頭的分析，說是“威爾遜背叛了自己的原則，背叛了自己的國家，也背叛了所有希望世界更美好的人們的期望”。而英國首相勞埃德·喬治則稱威爾遜總統(tǒng)表面上道貌岸然，但實際上“固執(zhí)、虛榮”。德國人也是恨透了威爾遜，認為他用美麗的謊言欺騙了德國。1924年威爾遜病逝，各國駐美國大使館均降半旗致哀，唯有德國大使館拒不降旗。

巴黎和會上，中國喪權(quán)辱國，列強干預(yù)固然是一個重要原因，但中國的當權(quán)派也罪責難逃。很多國家的代表團是由元首親自任團長。日本派出了一位親王，此人不在和會上露面，終日龜縮于旅館之內(nèi)，但也抬高了日本代表團的地位。而中國只派出了部長級的人物。當時中國內(nèi)亂不止，南北勢不兩立，很多實力派人物暗中與日本交好，拉拉扯扯，勾勾搭搭。內(nèi)亂招致外侮，而外侮又惡化內(nèi)亂。

“記憶是一種權(quán)利”

巴黎和會的結(jié)果是，中國損失慘重；但這次和會上猶太人卻滿載而歸，爭得了重返巴勒斯坦定居的權(quán)利。巴勒斯坦是猶太人的發(fā)祥地，但羅馬人將猶太人趕走，猶太人已經(jīng)離開這里1000多年了。自然有人產(chǎn)生了懷疑：猶太人有何權(quán)利重歸此地？猶太人的回答是：記憶是一種權(quán)利。

當然，僅靠記憶是無法爭得權(quán)利的，還是需要在幕后狠下功夫。一戰(zhàn)酣戰(zhàn)之時，英國缺少乙酮，一種制造炸藥不可缺少的原料。猶太人威茨曼獻出秘訣，助英國獲得乙酮。英國首相喬治戰(zhàn)時正好是英國的軍火大臣，十分感激威茨曼。為表示謝意，喬治首相告訴威茨曼，英國國王準備向其授勛。威茨曼的回答是：“我本人一無所求。”喬治大受感動，他在回憶中寫道：“這就是巴勒斯坦猶太民族家園宣言的源泉。”

猶太人之所以能夠如愿以償，《巴黎1919》還有一種解釋。喬治首相有一個相好的情婦，她是一位猶太巨商的太太。《巴黎1919》主要說的是正史，但也有野史部分。就還原歷史而言，野史比正史更重要。正史史料大多是給公眾看的，所以冠冕堂皇，但卻經(jīng)常言不由衷。不能看輕野史，就解釋歷史而言，野史有畫龍點睛的作用，有時甚至有正本清源的作用。

猶太人也是好運氣。一戰(zhàn)后，奧斯曼帝國解體，原先由奧斯曼帝國統(tǒng)治的大片阿拉伯土地成為真空地帶：這里雖有居民，但沒有國家。英國人將過去奧斯曼帝國的三個省變?yōu)橐粋€國家，建立了伊拉克，成為中東的南斯拉夫，今天仍然是戰(zhàn)亂不斷。英國人發(fā)了橫財，有大片土地可以處置，所以處理起來也比較隨意。喬治首相曾經(jīng)自言自語：“敘利亞有什么呢？讓法國拿去吧。”再有，英國人控制了阿拉伯的大片土地，需要盟友幫助其打點，而猶太人似乎是比較好的盟友。

“波蘭人膽大勇敢，但卻不講道理”

麥克米蘭教授猶如高明的畫家，幾筆便勾勒出歐洲民族的眾生相：“波蘭人膽大勇敢，但卻不講道理。羅馬尼亞人聰明而有魅力，但太狡猾，令人惋惜。南斯拉夫人么，就是太像巴爾干人。捷克人最西方化，讓人耳目一新。”《巴黎1919》中捷克的形象最正面：“民主傳統(tǒng)在捷克深入人心，捷克人厭惡軍國主義、寡頭政治和金融做大。”

很遺憾，冷戰(zhàn)之后捷克與斯洛伐克還是分家，成為兩個國家。《巴黎1919》道出了歷史原因。捷克歷史上也稱波希米亞，是一個富庶和強大的王國，北部疆界抵達波羅的海。14世紀時，布拉格曾經(jīng)是神圣羅馬的首都。10世紀后，斯洛伐克受匈牙利人統(tǒng)治，后成為奧匈帝國的一部分。捷克改信新教，宗教改革的勁風并沒有吹到斯洛伐克，斯洛伐克人仍然信奉天主教。真的是令人感嘆：歷史的裂痕就是這樣難以彌合。

巴爾干半島在20世紀始終都是火藥桶，原因之一就是人口太復(fù)雜。按照《巴黎1919》的界定，巴爾干半島人包括：塞爾維亞人、克羅地亞人、阿爾巴尼亞人、保加利亞人和馬其頓人。這些民族爭勇好斗，都不是省油的燈。希臘人自認為是地中海人，羅馬尼亞人自稱是古羅馬人的后裔，薩拉熱窩還有猶太人，達爾馬提亞海岸有意大利人，巴爾干半島北部有德國人定居，南部則有土耳其人定居。

《巴黎1919》開卷便有一張地圖，標示了俄羅斯帝國的潮漲潮落。一戰(zhàn)之前，波蘭、烏克蘭、立陶宛、愛索尼亞和拉脫維亞等波羅的海三國以及芬蘭都在沙俄帝國的版圖之內(nèi)。列寧與德國簽訂《布列斯特條約》后，上述地方紛紛脫離俄國。蘇聯(lián)重新奪回了除芬蘭和波蘭之外的大部分地方。但蘇聯(lián)解體后，俄羅斯重新縮回到《布列斯特條約》版圖，普京兄弟為了保住俄羅斯在烏克蘭的影響正在苦苦掙扎。俄羅斯有游牧民族的特點，強盛時如大海潮漲，波濤洶涌，勢不可當；衰退時有如退潮，一瀉千里。

在人們的通常印象中，波蘭是一個困難深重的民族。波蘭國歌歌詞的第一句就是“波蘭還沒有亡國”，悲傷而又悲壯。波蘭還有感人至深的傳說：肖邦臨終遺言是將自己的心臟帶回祖國波蘭。但《巴黎1919》讓我們看到了另一個波蘭。英國首相喬治不喜歡波蘭人，說是“波蘭與周圍的鄰國都有矛盾，德國人、俄羅斯人、捷克斯洛伐克人、立陶宛人、羅馬尼亞人、烏克蘭人，都與波蘭人有矛盾”。一戰(zhàn)后，波蘭人大規(guī)模迫害猶太人，入侵烏克蘭，還想并吞立陶宛。就連一向支持波蘭的法國總理克里孟梭也討厭波蘭人，覺得“波蘭人貪得無厭，反復(fù)無常”。而麥克米蘭教授的定論則是：“波蘭人膽大勇敢，但卻不講道理。”

《巴黎1919》提到了魯迅

麥克米蘭教授也給巴黎和會的三巨頭畫像：“克里孟梭是老夫情懷惡，貪婪而充滿復(fù)仇心理；喬治軟弱，搖擺不定；威爾遜身心疲憊，有病態(tài)。”英國作家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說過，“戰(zhàn)爭期間，我們都選錯了英雄”。《巴黎1919》驗證了他的這一論斷。

英、美、法三巨頭都有生活作風問題，婚姻期間亂搞男女關(guān)系，其中尤以克里孟梭最為糜爛，上年紀后大發(fā)感嘆：“現(xiàn)在投懷送抱的女子紛至沓來，但自己卻是力不從心。”史學(xué)家必須公正，至少是貌似公正。麥克米蘭教授做到了貌似公正，但不露聲色地詆毀了法國總理克里孟梭，說的是克里孟梭總理與法國總統(tǒng)J. H.龐加萊不和，而克里孟梭背后當眾戲問：“哪位想和龐加萊太太上床嗎？”然后他又惡毒地說，“好的，已經(jīng)安排妥當了”。麥克米蘭教授擅長春秋筆法，幾句話的一個小故事，便將克里孟梭描繪為一個下流、下作的齷齪小人。私德不好，公德也難。

《巴黎1919》是一部敘事史書，也是一部帝王將相史。但奇怪的是，該書沒有提到段祺瑞、段執(zhí)政，而當時北洋政府主政的是段祺瑞、段執(zhí)政。《巴黎1919》提到了袁世凱，但篇幅沒有寫魯迅的篇幅長。麥克米蘭教授特別提到了魯迅，告訴我們魯迅正在喚起民眾。可見麥克米蘭教授對中國是了解的，同時也說明她重視知識領(lǐng)袖。麥克米蘭教授確有洞見。《紐約時報》書評的贊揚是：“1919年巴黎和會的歷史是一張藍圖，今天困擾我們星球的政治和社會動蕩便源于這張藍圖。”《舊金山紀事報》書評的贊揚是：“《巴黎1919》引人入勝，文筆優(yōu)美，指點江山，充滿智慧。此書激情洋溢，是20世紀的寫照，也是我們時代的寫照。閱讀此書是一種愉悅。”上面兩段贊揚并沒有夸大。《紐約時報》暢銷書、全美暢銷書和國際暢銷書，《巴黎1919》是全美暢銷書。瑪格麗特·麥克米蘭教授從牛津大學(xué)獲得博士學(xué)位，是加拿大多倫多大學(xué)的歷史學(xué)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