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散文家歸有光的《項脊軒志》在追憶往昔生活及感懷人倫親情之余，又寄寓了自身屢試不第、被拒仕途的凄楚，因而成為感人至深、傳誦至今的名篇佳作。原文中有如下一段議論：

項脊生曰：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后秦皇帝筑女懷清臺。劉玄德與曹操爭天下，諸葛孔明起隴中。方二人之昧昧于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區區處敗屋中，方揚眉瞬目，謂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謂與坎井之蛙何異？

有些學者認為這段議論無關宏旨且與上下文間不相聯屬，有些文章選本甚至徑直將這段內容刪除殆盡。實際上，無論是從文章結構布局入手，還是從作者情感表達著眼，這段文字都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決不能等閑視之。

我們首先從文章結構布局的角度來看這段文字。一說這部分屬于全篇“論贊”部分，但這種提法并不確切。所謂“論贊”，本泛指史傳中所附的各類評論。唐代史學家劉知幾在《史通》中曾專列《論贊》一篇討論其源流，清代浦起龍在詮說劉氏之論時云：“論謂篇末論辭，贊謂論后韻語。”（《史通通釋·論贊》）可見論、贊本是兩種不同文體，且在文中的位置都應是在篇末。前者姑且不論，即就后者而言，在《項脊軒志》中，上引“項脊生曰”一段并不在全文最末，而是在“軒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護者”與“余既為此志，后五年，吾妻來歸”兩段之間。乍看之下，歸有光的行文布局似乎有悖于成規。但細加尋繹，就會發現并非如此。

根據后文所述“余既為此志，后五年，吾妻來歸……其后六年，吾妻死……其后二年，余久臥病無聊……然自后余多在外，不常居”云云，不難發現全篇并非作者一揮而就，而是陸續補寫、續寫相關內容，在前后間隔了十幾年之后才終告蕆事。包括“項脊生曰”一段在內的前半部分，雖然有個別細節應該是后來增補的（例如在提及祖母曾以先人象笏勉勵自己時說：“瞻顧遺跡，如在昨日，令人長號不自禁。”顯然是在祖母去世以后才能有的口吻），但其主要內容都應該是在嘉靖三年（1524）歸有光十九歲時所記（歸有光于嘉靖七年與原配魏氏結婚，嘉靖十二年魏氏去世。參見張傳元、余梅年《歸震川年譜》），不妨視之為初稿。而后半部分則要到十余年之后才陸續補充完整（關于歸有光補記完成于何時尚有爭議，此處不擬詳論），這才是最終的定稿。因此，“項脊生曰”一段在歸氏十九歲完成的初稿中確實被放置在全文最末，視之為“論贊”也并無不可；但就最終定稿而言，就不能輕易地稱之為“論贊”了。

隨之而來的疑問也就產生了，歸有光在撰寫初稿時確實恪守著“論贊”的文體規范要求，但多年之后增補舊稿，為什么沒有將原先的“項脊生曰”一段移至篇末，依舊作為全篇的“論贊”，而只是在舊稿的末尾續添上那么一段，以致從文體形式上看有違于常理呢？

考其緣由，恐怕與歸有光在散文創作中一心追摹《史記》有很大的關系。盡管從論贊的起源來看，“司馬遷始限以篇中，各書一論”（劉知幾《史通·論贊》），《史記》中不少以“太史公曰”形式呈現的論贊內容大多出現在各篇之末，但也有例外的情況。近人余嘉錫就曾指出：“太史公以篇為卷，每卷自為起訖，即是一篇文字。其間或分或合，或敘事，或議論，本無一定之例。遇其意有所感發，更端別起，則稱‘太史公曰’，或在篇首，或在篇中，或在篇末，本無所謂序與贊也。百三十篇之中，篇末有太史公曰者固多，然孟荀儒林列傳在篇首，天官書、外戚世家、伯夷貨殖列傳在篇中，而篇末無有。循吏、酷吏、游俠、滑稽列傳及自序，則一篇之中，前后兩見。”（余嘉錫《太史公書亡篇考·總論十篇之亡缺第十三》）可見將“太史公曰”部分置于篇末雖然是常規，但并未成為《史記》全書的定規，司馬遷有時也會根據實際需要而加以靈活變通。歸有光自稱“性獨好《史記》”（《五岳山人前集序》），“仆少好其書，以為獨有所悟”（《與陸太常書》），因而寢饋其中，多次評點過《史記》，對其中的敘事技巧及章法布局多有論及，并在自己的創作過程中加以借鑒，甚至自詡說自己的文章“中間反復致意，自以為得龍門家法，可與知者道也”（歸有光《與王子敬》）。后人評說歸氏創作，也多著眼于其善于參酌《史記》筆法。如黃宗羲《鄭禹梅刻稿序》：“震川之所以見重于世者，以其得史遷之神也。其神之所寓，一往情深，而迂回曲折次之。”姚鼐《與陳碩士》：“歸震川能于不要緊之題，說不要緊之語，卻自風韻疏淡，此乃是于太史公深有會處。”不約而同都強調歸有光散文與司馬遷《史記》在精神、風格等方面的一脈相承。《項脊軒志》“項脊生曰”一段中提及的“蜀清守丹穴”三句所用的典故恰恰又都出自《史記·貨殖列傳》，因此在文章布局方面有意識地模仿沿襲《史記》中“太史公曰”的處理方式，而不是遵循常規，也就不難理解。

我們再從作者情感表達的角度來考察一下這段內容的作用。正如前文所述，《項脊軒志》的初稿應當撰寫于嘉靖三年（1524）作者十九歲之際，而從其生平經歷來看，正德十四年（1519）應童子試，受到主考官梁鳴鸞的賞識；嘉靖三年（1524）被補為學官弟子；嘉靖四年（1525）以第一名的成績補為蘇州府學生員，同年秋即趕赴南京應鄉試（參見張傳元、余梅年編著《歸震川年譜》）。《項脊軒志》極有可能正寫于其參加鄉試之際。對于即將到來的鄉試，此刻的歸有光滿懷著對未來的美好憧憬，無疑正抱著志在必得、舍我其誰的想法，期待著能夠一舉成功，重振早已中落的家道。這樣一種躊躇滿志的心態在“項脊生曰”這段議論中也流露出來。文中先敘述寡婦清和諸葛亮的相關事跡，隨后又提及自己此刻的處境，身處簡陋的項脊軒中，卻在左右顧盼，“謂有奇景”。然而“人知之者，其謂與坎井之蛙何異”，表面上看似略帶自嘲兼自謙的口吻，但若聯系到上文言及寡婦清與諸葛亮時說過的“方二人之昧昧于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在他們未逢知音、默默無聞之時，世人并不能夠充分了解他們，就不難發現在這背后蘊含著年少人所特有的自信和自許。

然而嘉靖四年（1525）歸有光首次參加鄉試的結果并未事遂人愿。之后每三年一次鄉試，他都全力以赴，卻均以失敗告終。直至嘉靖十九年（1540），也就是在《項脊軒志》全篇定稿之后，才終于考取南京鄉試的第二名。而在此期間，他先后遭遇了嘉靖十二年（1533）原配魏夫人去世，嘉靖十四年（1535）女兒如蘭病故，嘉靖十六年（1537）侍妾寒花病逝，嘉靖十八年（1539）女兒二二夭折等家庭變故。這一系列的不幸，對于歸有光無疑造成了極為沉重的打擊，烙下了格外慘痛的記憶。伴隨著連續多次的落榜經歷，令他深切地體驗到人生無常和光陰匆遽，更感受到旁觀者所無法體會的屈辱和沮喪。而在時隔十余年之后，重新捧讀年少時寫下的《項脊軒志》，其巨大的心理落差所帶來的失落和痛苦不難想見。但為了實現家人對他的期望，他并沒有放棄參加科舉考試，盡管時或有些牢騷怨言，但“垂老不肯自摧挫”（《上萬侍郎書》）。在對舊作進行增訂時，他還是竭力克制住自己的情感，落筆也極為簡省，甚至沒有將那些透露著年少輕狂的內容徑直刪去，顯然是無比珍視那段值得追憶卻已經永遠消逝的時光，并試圖藉此繼續激勵自己孑然前行。“項脊生曰”一段議論和之后增補的亡妻生前瑣事彼此交織在一起，相互之間構成了一股巨大的張力，將作者那種既自尊自勉又自傷自怨的復雜心態展現得淋漓盡致。倘若不仔細追尋考索其中的緣由，而貿然將之刪除殆盡，則作者原本微妙豐富的情感表達無疑受到了很大的損傷。

綜上所述，《項脊軒志》中“項脊生曰”一段內容充分呈現了作者在謀篇布局以及抒情達意時的特點。對于全篇而言，這一部分并不是無關宏旨的贅疣，恰恰能引導讀者細心尋繹其構思獨特之處，更窺見一位作者抑郁哀慟的心靈。對于古人的作品尤其需要具有一種“了解之同情”，這既是對作者辛勤勞動和良苦用心的尊重及體諒，又不至于損害到作品的匠心獨運之處。

（作者單位：上海交通大學附屬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