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賀《〈楚辭〉評語》辨疑

明蔣之翹評校朱熹的《楚辭集注》，于每篇下附“七十二家集評”，其中，收有李賀的“《楚辭》評語”，總共十五條。聽雨齋開雕本八十四家評點(diǎn)《朱文公楚辭集注》，也載錄李賀的“《楚辭》評語”，即據(jù)蔣之翹本。這些評語，如果確系李賀所作，倒不失為研究李賀的重要原始資料。然而，詳考這些文字的來源出處，我國詩歌評論的源流，不難發(fā)現(xiàn)，這些所謂的“李賀《楚辭》評語”，乃是后人附會偽托的。為說明問題起見，先引述原文如下。
篇后有總評，共九條：
評《離騷》云：
感慨沈痛，讀之有不勝欷歔欲泣者，其為人臣可知矣。
評《九歌》云：
其骨古而秀，其色幽而艷。
評《天問》云：
《天問》語甚奇崛，于《楚辭》中可推第一，即開辟來亦可推第一。賀極意好之。時居南園，讀數(shù)過，忽得文章何處哭秋風(fēng)之句。
評《招魂》云：
宋玉賦，當(dāng)以《招魂》為最。幽秀奇古，體格較騷一變。予有詩云：愿攜漢戟招書魂，休令恨骨埋蒿里，亦本之。
評《九章》云：
其意凄愴，其辭瓌瑰，其意激烈，雖使事間有重復(fù)，然臨死時求為感動庸主，自不覺言之不足，故重言之，要自不為冗也。
評《遠(yuǎn)游》云：
《遠(yuǎn)游篇》鋪敘暢達(dá)，托志高遠(yuǎn)，取其意可也，若以文論，尚不盡屈氏所長。
評《卜居》云：
《卜居》為騷之變體，辭復(fù)宏放，而法甚奇崛，其宏放可及也，其奇崛不可及也。
評《漁父》云：
讀此一過，居然覺山月窺人，江云罩笠。
評《招隱士》云：
《招隱士》通是《招魂》蹊徑，而骨力似過之。
又有眉批六條。
于《離騷》“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句上批云：
《詩》曰：“云誰之思，西方美人。意甚悠婉。《離騷》曰：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意若激烈，可見風(fēng)與騷僅在一間耳。
于《天問》“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yáng)聲后何喜”句上批云：
原每于遇合之際三致意焉，令讀者無限凄愴。
于《九章》“焉洋洋而為客”句上批云：
洋洋為客一語，便覺黯然。
于《九章》“寧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句上批云：
驚心動魄之語，徒令千載后恨血碧于土中耳。
于《遠(yuǎn)游》“使湘靈鼓瑟兮”句上批云：
省試湘靈鼓瑟竟無一佳句，惟錢郎“曲終人不見，江上數(shù)峰青”二語似得《楚辭》余韻，而微覺清徹。
于《招魂》“朕幼清以廉潔兮”句上批云：
起處雖有騷調(diào)，實(shí)序例也。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評論《楚辭》的文辭，語多重出，議論低下。評《九歌》為“古而奇”，“幽而艷”，評《招魂》卻又云“幽秀奇古”;評《九章》為“其氣激烈”，評《離騷》“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句，卻又云“意若激烈”;評《九章》為“其意凄愴”，評《天問》“師望在肆昌何識”句，卻又云“令讀者無限凄愴”;評《天問》為“語甚奇崛”，評《卜居》卻又云“法甚奇崛”。如此評論《楚辭》，詞匯貧乏，語意冗沓，這和李賀“務(wù)為挺拔”、“不屑作經(jīng)人道過語”、“多驚人句”的性格特征和藝術(shù)風(fēng)格不相契合。況且，李賀祖騷，“依約”《楚辭》，取屈賦精神，并不簡單地拾掇《楚辭》的字面，從不斤斤求乎詩句之間。李賀詩的這個藝術(shù)特征，前人論述備矣，無庸贅言。而所謂的“李賀《楚辭》評語”，卻說“文章何處哭秋風(fēng)”句，是讀了《天問》以后忽然得到的;又說“愿攜漢戟招書魂”，本之《招魂》;又，六條眉批，均就個別詩句生發(fā)出議論。這些，與李賀的藝術(shù)觀不合，在在說明“《楚辭》評語”并不象出自李賀之手。
所謂的“李賀《楚辭》評語”乃是一種批點(diǎn)式的詩歌評論。縱觀我國詩論發(fā)展的源流，可以看出，這種詩歌評論的形式，在李賀生活的唐代，尚未行世。盡管唐代詩歌進(jìn)入黃金時代，然而，詩論卻并不令人滿意。今人郭紹虞先生對唐代的詩論，曾有過一個概括性的論述：
唐人論詩之著多論詩格，多論詩法，或則摘為句圖，這些都與宋人詩話不同。只有孟棨《本事詩》與范攄《云溪友議》之屬，用說部的筆調(diào)，述作詩之本事，差與宋人詩話為近。(見《宋詩話輯佚序》)
郭氏的見解，可以在日僧弘法大師的《文鏡秘府論》中得到印證;在胡震亨的《唐音癸簽》卷三十二載錄二十多部“唐人詩話”的按語中，也可以找到同樣的議論，他說：
以上詩話，惟皎師詩式、詩議二撰，時有妙解，余如李嶠、王昌齡、白樂天、賈島、王叡、李弘宣、徐夤及釋齊己、虛中諸撰，所論并聲病對偶淺法，偽托無疑。張為主客一圖，妄分流派，謬僻尤甚。唐人工詩，而詩話若此，有不可曉者。
唐人論詩，除上述的詩格、詩法兩個范疇外，還有許多有益的見解散見于文人的別集中，特別是那些“書序”、“贈序”、“書信”中，尤多見錄。更有一種以詩論詩的形式，如杜甫《論詩六絕句》、白居易《寄唐生》、《讀張籍古樂府》、韓愈《調(diào)張籍》等，開了形象化論詩的先聲。此外，在唐人選唐詩的諸種選本中，也有詩歌評語，如殷璠《河岳英靈集》，高仲武《中興間氣集》，簡論詩人的藝術(shù)風(fēng)格，摘引詩句以證之。總而言之，在唐人詩論中，是找不到批點(diǎn)式的詩歌評論的。
蔣之翹輯錄的“七十二家集評”中，排列于李賀之前的兩位唐詩人，是李白和韓愈。李白評曰：“屈、宋長逝，無堪與言。”出自《夏日諸從弟登汝州龍興閣序》一文中(蔣氏未注明出處，下面三家同。)韓愈評曰：“上規(guī)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jǐn)嚴(yán)，《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云相如，同工異曲。”出自《進(jìn)學(xué)解》一文中。排列于李賀之后的兩位唐詩人，是柳宗元和杜牧。柳宗元評曰：“本之《書》以求其質(zhì)，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榖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出自《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一文中。杜牧評曰：“騷有感怨刺懟，言及君臣離亂，時有以激發(fā)人意。”出自《李賀序集》一文中。這四家“《楚辭》評語”，共同特征是，都從李、韓、柳、杜文章中摘引出來的，不是單純的批點(diǎn)式的詩歌評論，與“李賀《楚辭》評語”截然不同。我們用“排比見義”的方法，確也可以找出“李賀《楚辭》評語”不會產(chǎn)生于唐代的線索來。
隨著宋詩話的勃興，詩集箋注日益增多，詩歌評論也出現(xiàn)了多種多樣的形式。在宋人的一些箋注稿中，除注釋詞義、典故外，往往于某一篇詩后加上評語，有時也征引一些宋詩話中的文字，作為這首詩的評語;或則于某一句詩后，插入一些評語。如：
宋世彩堂刻本五百家注《柳河?xùn)|集》于《楊白花》詩題下注引《許彥周詩話》云：
子厚樂府楊白花，言婉而情深，古今絕唱也。
于《南澗中題》詩題后注云：
東坡嘗題此詩后云：柳子厚南遷后詩，清勁紆徐，大率類此。又云：
柳儀曹南澗詩，憂中有樂，樂中有憂，蓋妙絕古今矣。
李壁《王荊文公詩箋注》于《獨(dú)歸》詩后評曰：
前人固以荷花比婦人矣，但不若公語之清婉也。
于《杏花》詩“俯窺嬌嬈杏，未覺身勝影”句下評曰：
言花影倒水中尤佳。
朱熹的《詩集傳》和《楚辭集注》，也常在注釋中夾入一些評論性的文字;至南宋末，劉辰翁更為唐宋諸家詩集作評注。自宋以后，批點(diǎn)式的詩歌評論，才流行于世，到了明清時代，特為盛行。因此，所謂的“李賀《楚辭》評語”只能產(chǎn)生于宋以后，而不會產(chǎn)生于李賀生活的時代。它們無疑是“偽托”的。
最有力說明“李賀《楚辭》評語”是后人偽托的證據(jù)，莫過于蔣之翹評校的七十二家集評本《楚辭集注》的序言。蔣序云：
意王逸、洪興祖二家訓(xùn)詁，僅詳會意處，不無遺譏，惟紫陽朱子注甚得所解，原其始意，似亦欲與六經(jīng)諸書并垂不朽。惜其明晦相半，故余敢參古今名家評，暨家傳李長吉、桑民懌未刻本，裁以臆說，謀若欹劂，氏僉曰：可庶貽茲來世，以見予與原為千古同調(diào)，獨(dú)有感于斯文云。天啟六年冬十一月。
照蔣氏的自述，所謂的李賀評《楚辭》的文字，出之于“家傳李長吉未刻本”。這個所謂的“家傳李長吉未刻本”，概念很不明確，破綻百出。這是一部未經(jīng)刊刻的李賀集子嗎?然而目前傳世的許多種李長吉歌詩的版本，都只有李賀詩，從未見過李賀評詩的文字。這是一部蔣家祖?zhèn)鞯睦钯R評點(diǎn)過的《楚辭》手鈔本嗎?然而，唐宋以來的各種載述、詩話、筆記中，從來沒有見到過與它有關(guān)的文字。蔣之翹用“家傳”、“未刻本”作為標(biāo)榜，企圖掩蓋出處不明的紕漏，這是無濟(jì)于事的。考李賀卒于唐憲宗元和十一年(公元八一六年)，而蔣之翹作序之年為明熹宗天啟六年(公元一六二六年)，其間八百余年，蔣氏之祖先從那里得到這個“李長吉未刻本”?長期以來，又如何嚴(yán)密保存，致使外人一無所知?這種未見之于前人著錄，又提供不出任何證據(jù)的“家傳”“未刻本”，突然于撰人死后八百余年冒出來，是不會得到世人公認(rèn)的。除了說明它是“偽托”的以外，又能說明些什么呢?
盡管“李賀《楚辭》評語”流傳并不廣，但既然已被載之于七十二家集評本《楚辭集注》和八十四家評點(diǎn)《朱文公楚辭集注》兩書中，就有必要加以辨證，提起人們注意，在運(yùn)用該項(xiàng)資料時，務(wù)必矜慎，免得以訛傳訛。這便是筆者撰寫本文的區(qū)區(qū)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