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體學上，“雜文”概念相當復雜。不同時代、不同論者對于雜文的文體內(nèi)涵、分類與歸屬的理解都有所不同，難以給出一個統(tǒng)一的標準定義。而且在文體分類學上，對主流文體與非主流文體的認識也在發(fā)生變化，往往漂移不定。這些因素都促使“雜文”成為古代文體分類學中最為復雜多變的文體之一。

魏晉以至唐代，“雜文”一詞曾用來泛指各種文章者，其含義與“文章”沒有太大的差異。這種情況不太為人所注意。古代的“文”本身就有文采相雜的意思。《易·系辭下》：“物相雜，故曰文。”韓康伯注：“剛?cè)峤诲e，玄黃錯雜。”《禮記·樂記》：“五色成文而不亂。”另一方面，“雜”，也指各種色彩的相互配搭。《說文》云：“雜，五采相合也。”任何事情，都是由不同要素組合（雜）而成的。明謝肇淛《〈五雜俎〉序》：“五行雜而成時，五色雜而成章，五聲雜而成樂，五味雜而成食。”從這個意義來看，“雜文”便可用以指代有文采之文章。“雜文”之義與文章、辭章意義相近。從魏晉南北朝的文獻看，“雜文”這個概念的運用已相當普遍了。如葛洪《抱樸子內(nèi)篇·黃白》：“余所著外篇及雜文二百余卷，足以寄意于后代，不復須此。”這里僅提所著雜文而不及其他文體，此雜文或有泛指各體文章之義。《隋書·經(jīng)籍志》著錄有《梁武帝雜文集》九卷、《梁代雜文》三卷，未詳其義，但很可能就是指各體文章。更重要而且可靠的例子是，唐初歐陽詢等人所編纂的大型類書《藝文類聚》中的“雜文”分類。該書從卷五十五至五十八為雜文部，收錄：經(jīng)典、談講、讀書、史傳、集序、詩、賦、七、連珠、書、檄、移、紙、筆、硯等內(nèi)容，可見《藝文類聚》的“雜文”主要是指含詩賦在內(nèi)的各體文章，或者更簡要地說，雜文即文章。這應該是繼承了南朝以來的文體分類學的某些傳統(tǒng)。當然，《藝文類聚》“雜文部”中如經(jīng)典、談講、書、筆、硯等內(nèi)容不能等于文章文體，但也與各體文章寫作有密切關聯(lián)。更準確地說，《藝文類聚》“雜文部”是以文章文體為中心，又包括了與之相關的言辭與書籍、書寫。到了唐代，這種雜文即文章的內(nèi)涵仍被官方所沿用。唐代的科舉主要分為三部分：明經(jīng)、進士與制科。進士科考試設有“雜文”項目，是對試策的補充，主要是考查考生的文章才華。它所包括的文體是詩、賦，或者頌、論。《新唐書·選舉志上》記載：“乃詔自今明經(jīng)試帖粗十得六以上，進士試雜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后試策。”宋王讜《唐語林·補遺四》：“試雜文者，一詩一賦，或兼試頌、論，而題目多為隱僻。”明胡震亨《唐音癸簽》卷十八“進士科故實”條記載：“唐進士初止試策。調(diào)露中，始試帖經(jīng)，經(jīng)通，試雜文，謂有韻律之文，即詩賦也。雜文又通，試策。凡三場。其后，先試雜文，次試論，試策，試帖經(jīng)為四場。第一場雜文放者，始得試二、三、四場。”此雜文“謂有韻律之文，即詩賦也。”這種觀念，是從魏晉南北朝一直沿襲下來的，而且得到官方的認同和使用。這是很值得注意的。

在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中，“雜文”另一個意義是指在正規(guī)和主流文體之外難以明確歸類的叢雜文體。這也是此后古代文體學上的常用意義。“雜”字之義指“叢雜”。這種雜文分類就像每個家庭總有一些雜碎的小物件，雖然不貴重，但各有用途，不能丟棄，所以用雜物柜把這些小物件收納其中，以備不時之需。“雜文”作為文體名稱，《后漢書》已多有記載。《后漢書·文苑傳》談到杜篤“所著賦、誄、吊、書、贊、七言、女誡及雜文凡十八篇”；蘇順有“賦、論、誄、哀辭、雜文凡十六篇”；王逸也有“賦、誄、書、論及雜文凡二十一篇”等等。但是，雜文到底是什么性質(zhì)的文字，《后漢書》沒有明確記載。《后漢書》所謂的“雜文”，與詩、賦、論、贊、誄、吊等文體相提并論，從其語境中推測，可能是指主流文體之外難以明確歸類的叢雜之體。當然，《后漢書》雖然記載東漢歷史，但成于南朝宋代。我們難以確定其中“雜文”概念，是范曄根據(jù)東漢遺留文獻而記載的，還是出于他本人的總結(jié)。

劉勰最早從文體學的角度，系統(tǒng)論述了雜文文體的淵源流變及文體特點。《文心雕龍》有“雜文篇”。范文瀾注曰：“論文敘筆，謂自《明詩》至《哀吊》皆論有韻之文，《雜文》《諧》二篇，或韻或不韻，故置于中；《史傳》以下，則論無韻之筆。”在“文筆”系統(tǒng)中，“雜文”或用韻或不用韻，但大體仍屬于“有韻之文”。《雜文》篇一開始說：“智術之子，博雅之人，藻溢于辭，辭盈乎氣。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他舉宋玉“對問”、枚乘“七”體以及揚雄“連珠”三體為例，既高度評價他們的才華氣勢以及文采，又認為“凡此三者，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也”。“枝派”是在主流文體之外的分支流派。“末造”是指不重要之文章制作。他認為這三種文體是文人閑暇之時的即興之作，因事造文，因文生義，屬于文章的細枝末葉。劉勰對于雜文的看法比較復雜，一方面，認為它可以表現(xiàn)文人的“智術”“博雅”和文學才能及文字技巧，也給文壇帶來新異的風采與情趣；另一方面，又認為雜文文體處于非主流地位。劉勰的“雜文”內(nèi)涵頗廣，對問、七體、連珠三體之外，還包含眾多文體：“詳夫漢來雜文，名號多品：或典誥誓問，或覽略篇章，或曲操弄引，或吟諷謠詠。總括其名，并歸雜文之區(qū)。”他將典、誥、誓、問、覽、略、篇、章、曲、操、弄、引、吟、諷、謠、詠等，這些難以納入其它文體系統(tǒng)的小文體統(tǒng)統(tǒng)歸入雜文類。所以，劉勰所謂的“雜文”，主要是指叢雜的韻文文體類別。后世一些學者沿襲劉勰的“雜文”觀念，如明代何三畏《新刻何氏類镕》、清代孫梅《四六叢話》、劉師培《論文雜記》都列有“雜文”體，其分體思想大致皆采用劉勰“雜文”觀念，以對問、七、連珠為雜文之主流。不過，他們所涉及的雜文文體種類越來越多，如上梁文、樂語、致語、口號、青詞、步虛詞、上壽詞等等，這些后世興盛的小文體，都被列入雜文之屬。

劉勰《文心雕龍·雜文》把“對問”作為“雜文”的主要文體之一，并溯源于宋玉：“宋玉含才，頗亦負俗，始造‘對問’，以申其志，放懷寥廓，氣實使之。”宋玉有《對楚王問》，此后，東方朔《客難》、揚雄《解嘲》、班固《賓戲》、崔骃《達旨》、張衡《應間》、崔寔《客譏》等，推而廣之，在文學史上形成一個有獨特風味的作品系列。劉勰以宋玉《對楚王問》為最早的對問文體之代表作，大概因為其篇名有“問”字。其實，在《楚辭》里已有類似對問形式的作品，如《卜居》中屈原與詹尹之間的對話，《漁父》中屈原與漁父的對話，可見此體來源之久遠。吳訥說：“問對體者，載昔人一時問答之辭，或設客難以著其意者也”（《文章辨體序說》，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版），將對問體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真實記錄彼此之間的問答之辭，一類是有意設計的、虛擬的客主答問。劉勰《文心雕龍·雜文》總結(jié)對問文體說：“原茲文之設，乃發(fā)憤以表志，身挫憑乎道勝，時屯寄于情泰，莫不淵岳其心，麟鳳其采，此立本之大要也。”對問，或稱問對，或稱設論，其文體特色首先是：辯論的中心往往圍繞作者懷才不遇，志高位低，抱負不得實現(xiàn)等個人問題；作者通過反復問答辯難的形式，自譬自解以抒發(fā)自己的憤懣與不滿，以達到自我排遣的目的。故吳訥說：“至若《答客難》、《解嘲》、《賓戲》等作，則皆設辭以自慰者焉。”徐師曾說問對之體：“反復縱橫，真可以舒憤郁而通意慮，蓋文之不可闕者也。”（《文體明辨序說》，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版）其次，設辭問對的特色還在于虛擬性。徐師曾說：“問對者，文人假設之詞也。”問方往往是代表世俗立場和觀點的化身，作者通過駁斥對方來表達自己超越時俗的尊貴與崇高。這些問題大多是虛擬的假設之辭。例如東方朔的《非有先生論》，甚至直接將主人公命名為“非有”。對問文體的這種虛擬性，應該是受到辭賦類的影響，如司馬相如《子虛賦》中的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皆為虛擬之人物。對問文體的風格往往鋪張，也有辭賦的影子。所以，也有人把對問一類的作品列入辭賦之中。

七體也是雜文的主要文體之一。七體是沿襲西漢辭賦家枚乘《七發(fā)》而成的一種文體。《七發(fā)》假設楚太子有病，吳客前去探望，與太子展開問答。吳客認為，“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刺灸療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他用七種辦法啟發(fā)太子，前六種是音樂之美、飲食之豐、馬車之盛、宮苑之宏深、田獵之壯闊、觀濤之娛目，但太子都說，“仆病未能也”。最后吳客向太子推薦方術之士，“論天下之釋微，理萬物之是非”，太子乃霍然而愈。《七發(fā)》以主客問答的形式，連續(xù)鋪張描寫七件事，這種結(jié)構(gòu)方式，為后世所沿習，并形成賦中的“七體”。七體，具有兼體的性質(zhì)。它既是“雜文”，又具有辭賦的特點。就形式而言，七體本可歸于“問對”一體。正如《文體明辨》所說：“七者，問對之別名。”但在中國古代文體分類學中，它卻是在問對之外獨立一體的。這主要是因為《七發(fā)》之后，仿作很多，形成一個規(guī)模頗大、特色鮮明的系列作品。

連珠，是一種假喻說理的駢儷文。連珠具有多重文體屬性，所以也產(chǎn)生其文體歸屬的分歧。劉勰《文心雕龍》、章太炎《國故論衡》等將連珠歸于“雜文”類，而吳曾祺則將連珠體歸入“辭賦類”。以之為辭賦，是著眼于文體的共性；以之為雜文，是著眼于文體的特性。可謂見仁見智。連珠同樣具有兼體的性質(zhì)。它既是“雜文”，又具有辭賦的特征，同時，它也是論體之文。連珠是一種講究邏輯推論，以此來闡發(fā)事理的文體。連珠體不直接陳說道理或事實，而是借用比喻和故實來表達，即“假喻以達其旨”，合乎古詩諷興之意。在形式上，連珠篇秩短小，講究對仗聲韻之美，辭麗言約，沈約曰：“連珠者，蓋謂辭句連續(xù)，互相發(fā)明，若珠之結(jié)排也。”換言之，紛沓而來的精彩比喻好似一顆顆散落的明珠，用優(yōu)美的語言把這些明珠貫穿起來，互相發(fā)明，闡發(fā)事理，因之稱為“連珠”。連珠是韻文，其基本句式是“臣聞（蓋聞）……是以”，此句式體現(xiàn)出前后文辭的因果關系。如吳均《連珠》：“蓋聞艷麗居身，而以娥眉入妒；貞華照物，而以絕等見猜。是以班姬辭寵，非無妖冶之色；陽子寂寞，豈乏炫曜之才。”（《藝文類聚》卷五十七）西晉傅玄《連珠序》論連珠的文體特點：“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賢者微悟，合于古詩勸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睹而可悅，故謂之連珠也。”連珠這種獨特的語言風格，對駢體文的成熟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并成為后世學子練習駢文創(chuàng)作的手段之一。

《文心雕龍》“雜文”反映的是以詩賦駢文為主體的文體觀念。到了唐宋時期，古文之學興盛，古文家創(chuàng)作了一些新的文體，“雜文”的概念也逐漸出現(xiàn)變化。北宋初期重要的文章總集《文苑英華》“雜文”二十九卷，又分為問答、騷、帝道、明道、雜說、辯論、贈送、箴戒、諷刺、紀述、諷諭、論事、雜制作、征伐、識行、紀事等10多類。包括了韻文和散體文，收錄文章近三百篇，其中不少文體是唐以來古文家的新創(chuàng)。這種雜文的概念，既承六朝而來，又有相當大的擴大和變化。

從宋代開始，“雜文”又有“雜著”之名。呂祖謙《宋文鑒》卷125至127收錄“雜著”。“雜著”即“雜文”，但與《文心雕龍·雜文》的含義相去甚遠。《文心雕龍·雜文》主要是指對問、七、連珠等幾種文體，而《宋文鑒》在“雜著”類中則不收這幾種文體的作品。所收的劉敞《責和氏璧》，王回《告友》、《記客言》，王令《道旁父老言》，劉恕《自訟》等文，都是隨筆性的散體短篇，或偶感，或諷諭，或戲謔，或即錄見聞。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這些文章從標題上，難以明確歸入某類文體。這些“雜著”，大概是文學性較強的散體短篇作品。

明代吳訥《文章辨體》與徐師曾《文體明辨》繼承劉勰的雜文分類法與相關理論，又有較大發(fā)展和差異。二書都收錄“雜著”體作品，并對此文體進行了界說。吳訥說：“雜著者何？輯諸儒先所著之雜文也。文而謂之雜者何？或評議古今，或詳論政教，隨所著立名，而無一定之體也。”“文之有體者，既各隨體裒集，其所錄弗盡者，則總歸之雜著也。”徐師曾云：“雜著者，詞人所著之雜文也；以其隨事命名，不落體格，故謂之雜著。”這是從文體分類學的角度來看雜文的，即難以歸入主要文體的叢雜之文，即為雜文。后來張傳斌《文辭釋例》中更為明確地說：“雜文者，無類可歸之文也……故凡隨事命名、不落體格者，概謂之雜文。”（余祖坤編《歷代文話續(xù)編》下冊，鳳凰出版社2013年版）從二人所選的“雜著”篇目來看，吳訥《文章辨體》選有唐代陳黯的《詰鳳》、李翱的《拜禹言》、柳宗元的《鞭賈》等文，徐師曾《文體明辨》選有韓非子的《說難》、崔骃的《達旨》、司空圖的《疑經(jīng)》。根據(jù)古人確立文體名稱的習慣，“有沿古以為號，有隨宜以立稱”（黃侃著《文心雕龍札記·頌贊第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這些文章，無論從其篇名，還是從其內(nèi)容和形式，確實很難歸為某一個傳統(tǒng)文體，故而在文章總集的文體分類中，只能作為雜著處理。這就是典型的“隨事命名，不落體格”。正如吳訥說的：“文之有體者，既各隨體裒集；其所錄弗盡者，則總歸之雜著也。”從文體功用而言，這些文章皆是評古議今、講論政教、闡發(fā)道理的論說文，文“雜”而理正，是“本乎義理，發(fā)乎性情”之作。吳訥、徐師曾二人的雜著觀念相同，認為雜著的特點在功能上“或評議古今，或詳論政教”，表達對歷史與現(xiàn)實獨到之見解，多為議論之辭；在形式上“隨所著立名，而無一定之體”，沒有嚴格的體制要求，難以歸入傳統(tǒng)主流文體之中，而謂之“雜”。這些文體在文集之中，難以歸類，即歸入雜著之中。在這種雜文觀念下，吳、徐二人將對問、七、連珠獨立于“雜著”之外，與“雜著”相提并論。同時，徐師曾也注意到上梁文、致語、青詞等文體的獨特性，使此類文體取得了獨立的文體資格，載之于附錄內(nèi)。這種觀念與劉勰有明顯的差異。如果說，劉勰代表了駢文時代的雜文觀念，那么，吳、徐則代表了古文興起并占主流地位之后的雜文觀念。這種觀念比劉勰的雜文觀念對于后世乃至現(xiàn)代的影響要更大、更顯著。此外，《元文類》《明文衡》《金文最》等文章總集，均設“雜著”類，收入“隨事命名，不落體格”的作品。清代李兆洛的雜文觀念與吳、徐二人相近，其《駢體文鈔》在“緣情托興之作”中列有“設辭類”（即對問體）、“七類”、“連珠類”、“箋牘類”和“雜文類”，雜文的范疇較為純粹。但其“雜文”選錄的文章卻與吳、徐二人大異其趣，有王褒的《僮約》、《責髯奴文》、戴良《失父零丁》、袁淑的《雞九錫文并勸進》、孔稚圭的《北山移文》等，多為游戲調(diào)笑之作。

在現(xiàn)代文學史上，魯迅的雜文具有崇高的地位。它以短小形態(tài)和鋒利的筆調(diào)，對于傳統(tǒng)與現(xiàn)實持強烈的批判態(tài)度。正像他自己所說的，“是在對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爭，是感應的神經(jīng)，是攻守的手足”（《且介亭雜文·序言》），是“匕首和投槍”（《南腔北調(diào)集·小品文的危機》）。魯迅雜文具有強烈的現(xiàn)代色彩，總體上與傳統(tǒng)“雜文”有本質(zhì)區(qū)別。但魯迅受傳統(tǒng)文化熏陶既久且深，他受古代雜文傳統(tǒng)的影響并對之有所吸收是不言而喻的。魯迅雜文與中國古代雜文形式上短小精悍，功能上“或評議古今，或詳論政教”，這種批判、諷刺與幽默的藝術傳統(tǒng)是有血脈相承關系的。由于魯迅創(chuàng)作的偉大成就，遂使“雜文”這一文體在現(xiàn)代文學史上，由邊緣成為主流，散兵變成主力，這可謂是文體史上的奇跡。

（作者單位：中山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