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張家順

袁枚

余年來觀瀑屢矣，至峽江寺而意又難決舍，則飛泉一亭為之也。

凡人之情，其目悅，其體不適，勢不能久留。天臺之瀑，離寺百步；雁宕瀑旁無寺；他若匡廬，若羅浮，若青田之石門，瀑未嘗不奇，而游客皆暴日中，踞危崖，不得從容以觀，如傾蓋交⁽¹⁾，雖歡易別。

惟粵東峽山，高不過里許，而蹬紆曲，古松張覆，驕陽不炙。過石橋有三奇樹，鼎足立，忽至半空凝結為一⁽²⁾。凡樹皆根合而枝分，此獨根分而枝合，奇已。

登山大半，飛瀑雷震，從空而下。瀑旁有室，即飛泉亭也。縱橫丈余，八窗明凈，閉窗瀑聞，開窗瀑至。人可坐，可臥，可箕踞⁽³⁾，可偃仰，可放筆硯，可瀹茗置飲⁽⁴⁾。以人之逸，待水之勞，取九天銀河置幾席間作玩，當時建此亭者其仙乎!

僧澄波善弈⁽⁵⁾，余命霞裳與之對枰⁽⁶⁾，于是水聲，棋聲；松聲，鳥聲，參錯并奏。頃之，又有曳杖聲從云中來者，則老僧懷遠，抱詩集尺許，來索余序。于是吟詠之聲，又復大作。天籟人籟⁽⁷⁾，合同而化。不圖觀瀑之娛，一至于斯!亭之功大矣。

坐久日落，不得已下山。宿帶玉堂，正對南山，云樹蓊郁⁽⁸⁾，中隔長江，風帆往來，妙無一人肯泊岸來此寺者。僧告余曰：“峽江寺俗名飛來寺。”余笑曰：“寺何能飛!惟他日余之魂夢，或飛來耳。”僧曰：“無征不信⁽⁹⁾。公愛之，何不記之?”余曰：“諾”。己遂述數行，一以自存，一以與僧。

中國的山水游記常常有這種情況，佳作名篇所記的并不一定是名山大川，著名風景勝地或著名建筑古跡，如柳宗元《永州八記》，王安石《褒禪山記》、歐陽修《醉翁亭記》等等。這說明一個美的境界的發現和創造，最主要的還在于審美主體有怎樣一種審美心理，以怎樣的方式去觀察、體會審美客體，賦予審美客體一種怎樣的情致。

袁枚所記的峽江寺飛泉亭亦非十分著名的勝地，而作者一至其處則“意難決舍”，甚至“惟他日余之魂夢，或飛來耳”。他為此亭作記，庶幾亦可久傳。個中微妙，大概就在于作者由于此山水寺亭中印證了自己的某種審美理想，感發了自己的某種審美情趣吧。

中國文人受天人合一的思想影響是很深的。在山水風景文化方面，歷來很重視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的巧妙配合，以收相得益彰之效。在名山勝水之中，一通碑，一座亭，一處臺觀，一所院落等等，無不表示著人們對自然美的理解、欣賞、贊嘆、利用等等。袁枚對飛泉亭之所以那樣欣賞，就因為此亭之建深得天人合一之妙。天臺、雁蕩、匡廬，石門等處，“瀑未嘗不奇”，然而觀者無亭可據，觀瀑要“暴日中”“踞危崖”，“其體不適”，這豈不有負天地靈秀?這豈不是表現了人們對自然美的體認還很不夠嗎?峽江寺飛泉亭則不然，此處山水佳妙：山不高，有蹬紆曲；古松張蓋，驕陽不炙，三棵怪樹，造型奇特，飛瀑雷震，從空而下，而更妙的是瀑旁有一個“縱橫丈余，八窗明凈”的飛泉亭，它給人們提供了一個與自然山水進行審美交流的處所：“閉窗瀑聞，開窗瀑至。人可坐、可臥、可箕踞、可偃仰，可放筆硯，可瀹茗置飲。以人之逸，待水之勞，取九天銀河置幾席間作玩”。此亭之建，給人們創造了一個產生審美心境的條件，使人在從容、閑暇之時，縱目觀覽，一時間“萬物皆備于我”，逐漸體會自然山水之佳趣。怪不得袁枚要贊嘆：“當時建此亭者其仙乎!”仙者，能通天人，善借自然造化之工而享受人間至高之樂趣者也。

接著，袁枚就極寫在飛泉亭上所享受的天人合一的至高樂趣：僧澄波與霞裳對枰，一僧一妓，方外方內，弈于山水之間，“水聲、棋聲、松聲、鳥聲，參錯并奏”；又有老僧懷遠，抱詩集索序，山水之美與藝術之美又一時并至，讓人覺得“天籟人籟，合同而化。”人在此間游，已不僅僅是大自然山水風光的觀賞者，而是似乎進到了一個仙靈境界，飄飄欲仙了。

袁枚在其《續詩品》中說：“鳥啼花落，皆與神通。人不能悟，付之飄風。惟我詩人，眾妙扶智。但見性情，不著文字。”又說：“混元運物，流而不注。迎之未來，攬之已去。詩如化工，即景成趣。”這表現了他的藝術思想，他認為大自然中自存一種流注不息的、能夠體道與神的境界，能否體認這種境界并借以表現自己的性情，又可達到出神入化，不著文字的水平，是高明詩人與一般人的根本區別。他的這篇“記”，可以說是他這種藝術見解的實踐。它通過對一飛泉亭的記敘，表現自己的一種精神追求，一種情趣，一種對“道”的體認，創造了一個無限的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