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瑞明

《貞觀政要》十卷，專記唐太宗的勵精圖治。其作者吳兢(公元669－749年)，汴州浚儀(今河南開封縣)人。他編修唐代的“國史”及“實錄”，著作甚多，因秉筆直書得罪權貴，貶為荊州司馬，后累遷臺(浙江臨海)、洪(江西南昌)、饒(江西波陽)、蘄(湖北蘄春)四州刺史，嗣又遷相州(河北臨漳)長史。他一生著作雖多，流傳至今的只有《貞觀政要》一書。

《貞觀政要》十卷四十篇，分類編輯唐太宗君臣的“嘉言善行，良法美意”，其中有君臣共商國事的問答，有忠賢的諍議與奏疏，以及政治上的一些設施。所謂“貞觀之治”，勵精圖治的局面，躍然紙上，使人們長期稱頌唐太宗“屈己而納諫，任諫而使能，恭儉而節用，寬厚而愛民”。因此出現什么“野次無復盜賊，囹圄常空，馬牛布野，外戶不閉”，還有什么“斗米三四錢”云云。當時是“明君”在上，“良臣”在下，君臣相得，“君有任賢納諫之美，臣有輔君進諫之忠”。君臣間討論的許多問題，有關治亂興亡，利害得失，明白切要，可為鑒戒。因此，吳兢綴集所聞，參考舊史，提綱挈領，意圖把這一段歷史寫成為封建統治的一個典范，讓后世封建帝王亦步亦趨，奉為圭臬。《貞觀政要》涉及的范圍很廣泛，有君道政體、求賢納諫、歷史鑒戒、道德規范、學術文化、刑法貢賦、征伐安邊等，凡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無不包羅其中。吳兢把《貞觀政要》寫成為一部專題性的政治史。

吳兢《貞觀政要》，是為封建君主服務的。每個專題成為一篇，各有一個中心；每卷分若干專題，第六卷分九個專題，都是有聯帶關系的，大致也有一個中心。中心的中心是如何鞏固封建統治，而把君主的問題放在很突出的地位。第一卷《論君道》，貞觀初，太宗對侍臣說：“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對于封建統治者來說，能認識這一點，并非易事。貞觀二年，魏征答太宗“何謂明君，何謂暗君”之問，他說：“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成為中國有名的格言，長期為人們津津樂道。第二卷《論任賢》，吳兢為了頌揚唐太宗的知人善任，列舉房玄齡、杜如晦、魏征、王珪、李靖等八人，如何被賞識重用，以說明輔佐大臣的貢獻不可泯滅。太宗安慰魏征說：“卿所諫前后二百余事，皆稱朕意，非卿忠誠奉國，何能若是!”太宗不貪天下之功以為己功，魏征是有功之臣。第三卷《論擇官》，魏征認為“必須才行俱兼，始可任用。”這里所謂“行”是指封建的倫理道德。魏征指出：有德少才，不會出大問題；誤用惡人，惡人如很能干，危害極其嚴重。魏征還說：知人善任是很困難的事，必須審慎地做好這件事。在《論君臣鑒戒》篇，吳兢對于總結歷史經驗教訓非常重視，歷史的經驗教訓應從政治、經濟等方面來總結，事在人為；他不把治亂安危寄托于“天命”。

吳兢把《論務農》列為第八卷之首，用意深刻。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夫不失時者，在人君簡靜乃可致耳。”農業生產之能否順利發展，與政治密切相關，而人君之是否“簡靜”，則起著很大作用。如經常發動戰爭，大興土木，就會有大批農民脫離生產，耽誤農時。這些議論，并非徒托空言，而多見諸實踐。《貞觀政要》一書，反映了吳兢的民本思想及重視集體智慧，重視經濟生產的進步歷史觀。《貞觀政要》是研究初唐歷史的重要史料書，評價唐太宗，分析貞觀之治，不可不參考這部書。封建統治階級中較有作為的人物，無不把《貞觀政要》作為自己的參考書和座右銘。

吳兢在寫《貞觀政要》時，注意力集中于軍國大事，對史事的編年等問題的處理不夠細致，加以歷代輾轉傳抄，訛誤較多。第一卷《論政體》，貞觀七年，太宗主持“理政得失”辯論，魏征認為“亂后易教”，封德彝唱反調。《新唐書·魏征傳》與《資治通鑒》卷一九三，則記此事發生在太宗即位之初，合情合理，因為封德彝早已于貞觀元年六月死去，不可能參與貞觀七年的辯論。再如第二卷《論納諫》，“貞觀三年，詔關中免二年租稅，關東給復一年。”《資治通鑒》卷一九二，記此事于武德九年是確切的。這類例子不少，參考《貞觀政要》時，必須防止以訛傳訛。《貞觀政要》按專題分類來敘述歷史，在歷史編纂學上，頗具特色。唐代的起居注、實錄、國史多已不存，而《貞觀政要》是記載貞觀之治較早的史書，保存了較多的重要史料，不可忽視。

元代戈直見《貞觀政要》錯誤較多，參考各書，互相校訂，章節不當分開的，就合并起來，不當合并的，就加以分開；凡其義之難明，音之難通的，字斟句酌，力求準確無誤。經過這一番整理注釋，完成了一部比較完整的本子。這個本子收集柳芳、劉煦、宋祁、孫甫、歐陽修、曾鞏、司馬光等二十二家所作的注釋，這就是戈直的集論本。在此基礎上，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貞觀政要》校點本。其中仍存在一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