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修養的著作《中庸》

《中庸》是我國古代討論教育理論的重要論著。傳統觀點認為《中庸》的作者是孔子后裔子嗣子思。《中庸》作為我國古典哲學，曾廣泛而深刻地影響了我國歷史的發展，也為世界文化寶庫貢獻了輝煌的篇章。

那還是在遠古時代，人們逐漸從對“天”的觀察活動中總結出了宇宙的普遍規律，并將其稱之為“道”，使其一代代地傳下來。

人文始祖堯帝傳位給舜的時候所說的話有“允執厥中”，舜帝傳位給禹的時候所說的話也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堯說的那一句話，就已經講清楚了什么是“道”的至極之理，也已經完全包容了至極之理的內容。而舜后來在這一句話上又加上另外三句，是為了更好地說明堯所說的那句話的前因后果，因為只有明白了前因后果，才有可能對“道”的理解達到既精且微的“庶幾”的地步。

所以，自從人類得到“道”以來，一代代圣人相互傳承，這樣的傳統稱之為“道統”，即是關于“道”的傳統。像“至圣先師”孔子，雖然本人沒有朝廷的官爵祿位，然而，由于其繼承整理了以往圣人關于“道”的學問，為后來的人在學習“道”的學問上開辟了道路，其在“道”的功德方面甚至還遠勝于堯舜這樣的君王。

有一天，孔子和弟子們聚在一起討論學問。弟子子貢問孔子：“老師，子張和子夏哪一個賢一些？”

孔子說：“子張過分，子夏不夠。”

子貢又問：“那么，‘過分’是不是比‘不夠’賢一些呢？”

孔子說：“‘過分’與‘不夠’貌似不同，其實質卻都是一樣的，都不符合中庸的要求。中庸的要求是恰到好處，君子中庸，小人違背中庸。君子之所以中庸，是因為君子隨時做到適中，無過無不及；小人之所以違背中庸，是因為小人肆無忌憚，專走極端。”

子貢又問道：“老師，怎么樣才能夠完全做到中庸呢？”

孔子長嘆了一口氣說：“天下國家可以治理，官爵俸祿可以放棄，雪白的刀刃可以踐踏而過，中庸卻不容易做到啊。”

子貢又問：“為什么中庸不容易做到呢？”

孔子說：“中庸之道不能實行的原因是，聰明的人自以為是，認識過了頭；愚蠢的人智力不及，不能理解它。中庸之道不能弘揚的原因是：賢能的人做得太過分：不賢的人根本做不到。無論是智還是愚，無論是賢還是不肖，都是因為缺乏對“道”的自覺性。就像人們每天都要吃喝，但卻很少有人能夠真正品嘗滋味。”

“人人都說自己聰明，可是被驅趕到羅網陷阱中去卻不知躲避。人人都說自己聰明，可是選擇了中庸之道卻連一個月時間也不能堅持。”

子貢又問：“老師，什么樣的人才能夠做到中庸呢？”

孔子說：“像舜那樣具有大智慧的人！舜喜歡向人問問題，又善于分析別人淺近話語里的含義。避開人家的壞處，宣揚人家的好處。過與不及兩端的意見他都掌握，采納適中的用于老百姓。這就是舜之所以為舜的地方吧！”

孔子對中庸之道持高揚和捍衛態度，是因為一般人對中庸的理解往往過于膚淺，看得比較容易。正是針對這種情況，孔子才把它推到了比赴湯蹈火，治國平天下還難的境地，目的是為了引起人們對中庸之道的高度重視。

孔子曾經說：“中庸作為一種道德，是至高無上的。”針對當時“禮崩樂壞”的社會現實，他也曾感嘆，“老百姓缺乏這種道德已經很久了。”

天下人共有的倫常關系有五項，也就是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為了保持彼此之間統一和諧的關系，孔子認為彼此的行動都要有一個“度”，超過或不足都會破壞這種統一和諧的關系。

在諸侯國之間的關系上，孔子針對當時王室衰弱、諸侯爭霸的現實，他要求大國在“尊王攘夷”的旗號下以盟會的方式維持列國之間的平衡。他所以對齊桓公和管仲由衷地贊揚，就是因為他們在實現齊國霸業的同時維護了周王室的地位和列國的穩定。

有一天，魯哀公向孔子詢問：“怎么樣才能把國家治理好？”

孔子說：“周文王、周武王的政事都記載在典籍上。他們在世，這些政事就實施；他們去世，這些政事也就廢弛了。治理人的途徑是勤于政事；治理地的途徑是多種樹木。”

“說起來，政事就像蘆葦一樣，完全取決于用什么人。要得到適用的人在于修養自己，修養自己在于遵循大道，遵循大道要從仁義做起。仁就是愛人，親愛親族是最大的仁。義就是事事做得適宜，尊重賢人是最大的義。至于說親愛親族要分親疏，尊重賢人要有等級，這都是禮的要求。”

“所以，君子不能不修養自己。要修養自己，不能不侍奉親族；要侍奉親族，不能不了解他人；要了解他人，不能不知道天理。”

在個人道德修養上，孔子要求人們，特別是君子應把兩種看起來互相矛盾的品格恰到好處地結合在一起，使之處于一種完善的標準狀態。

一日，弟子子貢向孔子問道：“老師，貧窮而不去巴結人，富有而不驕傲自大，這種人怎么樣呢？”

孔子說：“當然可以，但是還不如貧窮而仍然快樂，富有而尚好禮節的人。”又說，“典籍上說，君子矜持而不爭執，就會疑惑不決。”

子貢又問：“老師，奢侈跟節儉相比，哪個更不好呢？”

孔子說：“奢侈就會不恭順，節儉就會寒磣。與其不恭順，寧可寒磣。”

孔子在個人道德修養方面要求對每一種品格都能把握一個恰到好處的“度”，這就是一個君子的形象。

在處理人倫關系上，孔子把中庸與禮聯系起來，實際上既講等級尊卑，要求每個人充分意識到自己在社會上的地位，不僭越、不凌下，同時又調和、節制對立雙方的矛盾，使不同等級的人互敬互讓，和睦相處，使整個社會和諧地運行。

孔子中庸學說的真諦在于，禮的應用，以和為貴，是一種治國的藝術、處世的藝術和自我修養的藝術。其主要原則有3條：一是慎獨自修，二是忠恕寬容，三是至誠盡性。其目的不外乎要求人們正視自己的等級名分，一切都在禮的框架內活動，以求得上下關系的和諧與社會的安寧。

孔子之后，對于“道”能由“見”而能達到“知”境界的，只有弟子顏回和曾參，這兩人可說是真正體悟到了“道”的本質，得到了孔子的真傳。其后由曾參再往下傳，又回傳到孔子的孫子子思那里。

子思生活的時代，正是我國動蕩不安的戰國時期，時代的總體特征正如后來西漢經學家劉向所說：

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攻爭強，勝者為君，兵革不休，詐偽并起。

當時的各個大諸侯國都是欲爭當“霸主”以主宰天下。對內力圖改革，以富國強兵，對外則進行兼并以擴大疆土。

在這樣的年代里，涌現出一批“策士”，他們四處奔波，游說諸侯，為之出謀劃策。這些“策士”們關心的并非人民的痛苦和社會的動蕩，所追求的是個人名利。

這時的學界已經與孔子的圣學相去已遠，各種異端邪說已經繁衍起來。子思恐怕時日愈久遠則道統的真正學問也會流失得愈多，所以按照堯舜相傳的關于“道”的本來之深意，加之平日從父輩和老師之處所得到的見聞，相互參照演繹，寫成《中庸》一書，以將道統的精髓詔告于后世的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