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張翼之

《前漢紀》本名《漢紀》，稱它《前漢紀》，是后世為了區別于袁宏所著的《后漢紀》。《漢紀》所記時間和《漢書》一樣，也是從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起，到公元23年王莽滅亡為止，共二百三十二年。全書三十卷，分為《高祖紀》四卷，《惠帝紀》一卷，《高后紀》一卷，《文帝紀》二卷，《景帝紀》一卷，《武帝紀》六卷，《昭帝紀》一卷，《宣帝紀》四卷，《元帝紀》三卷，《成帝紀》四卷，《哀帝紀》二卷，《平帝紀》一卷，以王莽當政時事附于《平帝紀》之后。

《漢紀》的編撰者荀悅(公元148－209年)字仲豫，東漢末年潁陰(今河南許昌)人。早年喪父，家貧無書，卻刻苦為學，博聞強記，過目成誦，十二歲就能講述《春秋》。漢靈帝時，宦官專權，他托病隱居。后經曹操辟舉供職于他的鎮東將軍府，旋遷朝廷黃門侍郎，同孔融侍講宮中，為漢獻帝所賞識。

漢獻帝喜歡讀歷史書，卻感到《漢書》內容太多，不便翻檢，就命荀悅仿照《左傳》的體例，將《漢書》加以改編。荀悅于是從公元198年(建安三年)開始，用了三年時間，便編寫成了這部三十卷的《漢紀》。這書雖說是奉命撰寫，也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他在書中記述“中興以前明主、賢臣得失之軌”，是“志在獻替”，希望漢獻帝能有所振作，改變目前這種“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的局面。因此，《漢紀》是荀悅希望對漢獻帝有所啟發的歷史教科書。

荀悅的改編工作，是把班固《漢書》里傳、志、表的資料，按時間先后加以適當剪裁，編排到各個帝紀之內。取材范圍主要不出《漢書》，但也有所增益。如西漢末年農民起義領袖銅馬的事跡，就比《漢書》里的記載較為詳細。《漢紀》全書僅十八萬字，只占《漢書》四分之一的篇幅，而西漢一朝的重要人物、重大事件以及典章制度等，都有條不紊地記載了下來。所以，《漢紀》向來有“詞約事詳”之譽，甚至是“歷代褒之，有逾本傳”。

梁啟超很稱贊《漢紀》，說它是“善鈔書者”。荀悅確實是用編年的方法去“鈔”《漢書》，但不是簡單的鈔，而是把紀傳體中一些成功的記敘方法運用了進去，這正是《漢紀》不同于它以前的編年史的特點之一。它在記敘人物活動或重要事件時，能突破時間界限，根據需要有時補敘前因，有時備述后果，或兼及同類的人和事。從此，編年史也可以跟紀傳史一樣自由地和廣泛地記載歷史事件、人物和制度。如記人物事跡時，就采用紀傳史的“人經事緯”的記敘方法，以人物為本位去編排史事，從而克服了過去編年史記人不完整的缺點，而且為編年史寫人物找到了一條新路。

正因為《漢紀》在我國古代編年史(特別是斷代編年史)的發展過程中，起過發凡起例的作用，產生過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它同《漢書》被視為我國古代斷代編年史和紀傳史最早的代表作。因此，我國古代最主要的兩大史書體例紀傳體和編年體，也就被稱之為“班、荀二體”。

《漢紀》的另一個特點，是精心撰寫史論。它在每篇帝(后)紀里，加進“荀悅曰”的因事而發的史論，用以總結為政的得失，給人以啟示。同時，也是作者政治思想和史學思想的集中反映。例如，兩漢田賦，由什五稅一，三十稅一，甚至百一而稅，災荒之年，更“詔除田之租稅”。對這種減免田賦的措施，班固以后的史學家多當作惠政加以歌頌。董仲舒和王莽等人雖然從不同的角度作過批評，都沒有觸及問題的實質。荀悅在《漢紀》《孝文皇帝紀》下評論說：“官收百一之稅，民收太半之賦，官家之惠優于三代，豪強之暴酷于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于豪強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豪強”。千百年來，人們都認為荀悅的這種分析是至理名言。其他如批評漢武帝修陵墓等，也很可取。只是有的史論過于冗長，還有的為天人感應說辯護，就顯得思想迂腐了。

總之，編年體本是我國最古老的史書體例，但是，從《春秋》到《左傳》都沒能把編年體的規模完備地建立起來。自司馬遷創造的體例完備、內容豐富的紀傳體史書《史記》出現以后，編年體就絕而不傳。直到荀悅，才把編年體重新恢復，并加以完備，使之成為同紀傳體并駕齊驅的一種史書體例，從而為我國史學發展開辟了廣闊的道路。在《漢紀》的影響下，兩晉、南北朝時期，編年史的編撰，形成了空前的高潮。如晉人袁宏的《后漢紀》、孫盛的《晉陽秋》，南朝沈約的《齊紀》、裴子野的《宋略》等。到北宋司馬光更是集《漢紀》以來編年史發展之大成，撰成史學巨著《資治通鑒》。他在該書中通過“臣光曰”的形式議論政事得失，也是效法《漢紀》的。

《漢紀》自北宋天圣年間后，已無善本，明代嘉靖時黃姬水所刊印的較好，間或亦有訛誤，《四部叢刊》影印的《漢紀》就是這個本子。清代康熙年間，蔣國祥、蔣國祚將《漢紀》和《后漢紀》合刻，并附有《兩漢紀字句異同考》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