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惺:蜀中名勝記序

鐘惺

游蜀者，不必其入山水也。舟車所至，云煙朝暮，竹柏陰晴，凡高者皆可以為山，深者皆可以為水也。游蜀山水者，不必其山水之勝也。舟車所至，時有眺聽，林泉眾獨，猿鳥悲愉，凡為山者皆可以高，為水者皆可以深也。一切高深，可以為山水，而山水反不能自為“勝”;一切山水，可以高深，而山水之勝反不能自為“名”。山水者，有待而“名勝”者也。曰“事”、曰“詩”、曰“文”，之三者，山水之眼也，而蜀為甚。吾友曹能始，仕蜀頗久，所著有《蜀中廣記》，問其目：為《通釋》、為《風俗》、為《方物》、為《著作》、為《仙釋》、為《詩話》、為《畫苑》、為《宦游》、為《邊防》、為《名勝》諸種。予獨愛其《名勝記》體例之奇。其書借郡邑為規，而納山水其中;借山水為規，而納事與詩文其中。擇其柔嘉，擷其深秀，成一家言。林茂之，貧士也。好其書，刻之白門，予序焉。

譬之奕：郡邑，其局也;山水，局中之道也;事與詩文，道上子也。能始縱橫取予，極穿插出沒之變，則下子之人也。古今以文字為山水名勝者，非作則述。取能始之慧心，不難于作;其博識，亦不難于述。唯是以作者之才，為述者事;以述者之跡，寄作者之心。使古人事、詞從吾心手，而事、詞之出自古人者，其面目又不失焉。于是乎古人若不敢盡出其面目，以讓能使，為述者地;能始有所不敢盡出其心手，以讓古人，為著者地。理若相生，權實相馭，是為難耳。

要以吾與古人之精神，俱化為山水之精神，使山水與文字不作兩事，好之者不作兩人。入無所不取，取無所不得。則經緯開合，其中一往深心，真有出乎述作之外者矣。雖謂能始之記，以蜀名勝生，而仍以名勝乎蜀，可也。萬歷戊午嘉平月，景陵友弟鐘惺撰。

《蜀中名勝記序》，這是鐘惺為其朋友曹學佺(字能始)《蜀中名勝記》所作的序文。在序文中，鐘惺對《蜀中名勝記》一書給予了高度評價：“其書借郡邑為規，而納山水其中;借山水為規，而納事與詩文其中。擇其柔嘉，擷其深秀，成一家言。”這個評價概括出了《蜀中名勝記》一書的特點，而這個特點是鐘惺特別激賞的。

鐘惺是到過四川的。在鐘惺看來，四川的山水有極其獨特的地方：一是表現為山高水深，“云煙朝暮，竹柏陰晴”，“林泉眾獨，猿鳥悲鳴”，游蜀中山水，不必尋求其勝，舟車所至，無處不有，所謂“凡為山者皆可以高，為水者皆可以深”。一句話，四川境內處處是山水，一進四川，便進入了欣賞山水的審美境界。作者認為，事、詩、文三者乃是“山水之眼”，山水若無其事可記，無詩、文以記，則為“無眼”之山水，不能彰明于天下，而在這方面，四川最為突出。既有名山勝水，又有人文構成的“山水之眼”。而最能體現這種自然與人文特征的，便是曹學佺的《蜀中名勝記》。它既“借郡邑為規，而納山水其中”，又“借山水為規，而納事與詩、文其中”，故而能自成一家之言。

鐘惺所提出的以歷史、傳說、古跡、詩文為山水之眼的命題，是山水美學中一個十分重要的理論問題。它說明人文景觀、人的文學創作活動對自然景觀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離開人文因素，空有山水景觀不能成為理想的完美的景觀。因為，山水作為自然景觀，本身雖具有審美價值，然而這僅僅是自然美的表向。在青山綠水的自然美景中，如果再有事、詩、文的點綴，其自然景觀便與人文景觀共同構成了審美對象，人們在欣賞自然美的時候同時得到旅游文化的美感享受，從而進入一種豐富多彩的、涵融民族文化的審美境界。其次，山水之美屬于自然美的范疇，美的自然須與審美主體即人類發生聯系，才有其存在的價值。山水之中的事、詩、文，在某種意義說，已是自然的人化的結果，是經過藝術加工的美的自然，也就是說，這部分人文景觀已進入藝術美的范疇了。黑格爾說：“藝術美高于自然”，馬克思更認為：“藝術對象創造出懂得藝術和能夠欣賞美的大眾”，山水勝地的事、詩、文，既是經人們的藝術創造所產生的藝術品，其鑒賞價值可以說高于山水本身。而這些藝術品大多出自具有鑒賞眼光的藝術家之手，并大多能從本質上去揭示此地或彼地山水的特點，刻劃出山水之精神，點化出山水之“眼”。畫龍貴在點睛，山水有了這些“眼”便有了靈魂，也就具有更高的審美價值。不僅如此，甚至還可以指導人們去把握、欣賞山水之美，引起豐富的審美想象，使游覽者入有所取，取有所得，更好地領略山水的神韻。總之，鐘惺憑著其鑒賞經驗，直覺地感悟到山水與名勝之間的某種聯系，可說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審美關系中的一些規律。

序文還談到了撰寫山水名勝著作的一些原則，這些原則都與他的命題有關。這個命題不僅是鐘惺總結四川山水特點的結晶，而且是一種普遍的規律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審美心理。今天風景區的保留文物、修整樓臺亭閣，應該說也是這種審美心理的一種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