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伯夷》唐宋散文鑒賞

事有出于千世之前，圣賢辯之甚詳而明，然后世不深考之，因以偏見獨識，遂以為說，既失其本，而學士大夫共守之不為變者，蓋有之矣，伯夷是已。

夫伯夷①，古之論有孔子、孟子焉，以孔、孟之可信而又辯之反復不一，是愈益可信也。孔子曰：“不念舊惡，求仁而得仁，餓于首陽之下，逸民也。”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立惡人之朝，避紂居北海②之濱，目不視惡色，不事不肖，百世之師也。”故孔、孟皆以伯夷遭紂之惡，不念以怨，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餓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號為圣人耳。然則司馬遷以為武王伐紂，伯夷叩馬而諫，天下宗周，而恥之，義不食周粟而為《采薇之歌》，韓子因之，亦為之頌，以為微二子③，亂臣賊子接跡于后世，是大不然也。

夫商衰而紂以不仁殘天下，天下孰不病紂？而尤者，伯夷也。嘗與太公④聞西伯⑤善養老，則欲往歸焉。當是之時，欲夷紂者，二人之心豈有異邪？及武王一奮，太公相之，遂出元元⑥于涂炭之中，伯夷乃不與，何哉？蓋二老，所謂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余，而春秋固已高矣。自海濱而趨文王之都，計亦數千里之遠，文王之興以至武王之世，歲亦不下十數，豈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于北海邪？抑來而死于道路邪？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邪？如是而言伯夷，其亦理有不存者也。

且武王倡大義于天下，太公相而成之，而獨以為非，豈伯夷乎？天下之道二，仁與不仁也。紂之為君，不仁也；武王之為君，仁也。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紂，以待仁而后出。武王之仁焉，又不事之，則伯夷何處乎？余故曰圣賢辯之甚明，而后世偏見獨識者之失其本也。嗚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時，其烈豈減太公哉！

【注】

①伯夷：商末孤竹君長子，孤竹君欲以次子叔齊為繼承人。他死后，叔齊讓位于伯夷，伯夷以為逆父命，遂逃之，而叔齊亦不肯立，亦逃之。②北海：指渤海。③二子：指伯夷及其弟叔齊。④太公：即太公望，姓姜，名尚，字子牙。⑤西伯：西伯侯姬昌。⑥元元：百姓，平民。

自從司馬遷寫了《史記•伯夷列傳》以后，世人都奉伯夷為清高的遺老和高士。但王安石的這篇文章，卻一反傳統看法，對伯夷的為人提出了質疑和自己的看法，表現了他不拘于傳統成見的精神和敢于質疑的處事態度。

文章第一句單獨為一段，用一個超長句提出問題，樹起了批判的靶子。他認為有的事發生在千世之前，圣賢原已講得很清楚，但后人“不深考之”，以自己的“偏見獨識”立說，使事情失其本來面目；其后的學士大夫又守偏見而不變，伯夷的事就是典型。其中提到的“后世不深考”者，指司馬遷的《史記•伯夷列傳》；而“學士大夫”則是指韓愈一類人。

接著，引述孔子、孟子有關伯夷的議論作為自己立論的依據。引孔子之論，主要著眼于“求仁而得仁”，而對“餓于首陽之下，逸民也”之論則不加置評；引孟子之說，則主要著眼于“非其君不事，不立惡人之朝，避紂居北海之濱”，并將孔、孟的上述評論聯系起來，加以綜合，從而得出自己的結論：“故孔、孟皆以伯夷遭紂之惡，不念以怨，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餓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號為圣人耳。”對司馬遷、韓愈之說作指名道姓的嚴厲批評。

第三段依據孔孟的“求仁”“避紂”之論進一步推論，用時代更早、更權威的圣賢之論來批駁后世的“偏見獨識”，理足氣盛，故直斥之為“大不然”。先指出紂不仁，但伯夷卻避紂，與呂望皆聞西伯善養老而往歸之，從而得出伯夷“欲夷紂”的心愿與呂望無異。既然如此，他就不可能在武王伐紂時叩馬而諫，認為這是“以臣弒君”“以暴易暴”，并于后來義不食周粟而餓死。從而否定司馬遷的上述記載，也否定韓愈的“亂臣賊子”之說。

文末一段結構尤妙，一改前文批判論調，而是反過來推論，使得論證更加嚴密謹慎。武王倡伐紂之大義，太公輔佐而成就大業，“夷紂”之心與呂望無異的伯夷不可能以之為非而加以勸阻反對。這里主要抓住仁與不仁作文章，辯駁振振有詞，顯得理直氣壯，義正詞嚴。最后照應篇首，重申自己的觀點：“圣賢辯之甚明，而后世偏見獨識者之失其本也。”并感慨系之，補上一句自己的推想加以強調說：“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時，其烈豈減太公哉!”

后人評論

沈德潛在《唐宋八家文鈔》卷三十中說本文“簡而能莊，字字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