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歐陽舍人書

寄歐陽舍人書

【原文】

鞏頓首再拜舍人[19]先生：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撰先大父[20]墓碑銘。反復觀誦，感與慚并。

夫銘志之著于世，義近于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于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21]材行[22]志義[23]之美者，懼后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于廟，或薦于墓，一也。茍其人之惡，則于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于見傳[24]，則勇于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愧而懼。至于通材[25]達識，義烈[26]節士，嘉言善狀，皆見于篇，則足為后法[27]。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

及世之衰，為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28]銘，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為，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銘始不實。后之作銘者當觀其人。茍托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后。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29]至于里巷之士[30]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

然則孰為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31]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蓋有道德者之于惡人則不受而銘之，于眾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跡非，有意奸而外淑[32]，有善惡相懸[33]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于名，有名侈[34]于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35]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36]？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37]，則世猶不傳，于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豈非然哉！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并世[38]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39]，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后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衋然[40]不知涕之流落也，況其子孫也哉？況鞏也哉？其追晞[41]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繇[42]，則知先生推一賜于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

抑[43]又思若鞏之淺薄滯[44]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蹶否塞[45]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閎[46]豪杰不世出[47]之士，其誰不愿進于門？潛遁幽抑[48]之士，其誰不有望于世？善誰不為，而惡誰不愧以懼？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為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49]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于先生。既拜賜之辱[50]，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諭[51]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幸甚，不宣。鞏再拜。

【注釋】

[19]舍人：官名。《宋史·職官志一》：“中書省舍人，掌行命令，為制詞。”

[20]先大父：指曾鞏已故祖父曾致堯。曾致堯，字正臣，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進士，歷任秘書丞、轉運使、尚書戶部郎中等職。卒贈右諫議大夫。

[21]功德：功業與德行。

[22]材行：才能與德行。

[23]志義：德行與節操。

[24]見傳：傳于后世。

[25]通材：博學多識、才能出眾之人。

[26]義烈：見義勇為的壯烈行為。

[27]法：效法。

[28]勒：刻。

[29]公卿大夫：泛指達官貴人。

[30]里巷之士：指平民百姓。

[31]畜：同“蓄”，積聚，包蘊。此處有“富有”之意。

[32]淑：善良。

[33]懸：關聯，糾結。

[34]侈：大。

[35]惡（wū）：怎么，豈。

[36]徇：徇私。

[37]工：精美。

[38]并世：同一時代。

[39]卓卓：形容突出。

[40]衋（xì）然：傷痛的樣子。

[41]追晞（xī）：向往，仰慕。

[42]繇：通“由”，原由。

[43]抑：況且。

[44]滯：遲鈍。

[45]屯（zhūn）蹶（jué）否（pǐ）塞：艱難困苦，頻受挫敗，困厄不得志。

[46]魁閎（hónɡ）：高大突出，俊偉。

[47]不世出：不常出現，世之罕見。

[48]潛遁幽抑：避世隱居。

[49]寵榮：恩寵榮耀。

[50]拜賜之辱：指接受賜予書信及碑文，對受賜者來說是榮幸。古人書信中常見謙詞。

[51]諭：告知。

【譯文】

曾鞏叩頭再次拜上舍人歐陽修先生：去年秋天，我派去的人已經回來，承蒙您賜予書信及為先祖父撰寫的墓碑銘。我反復讀誦，真是感激與慚愧交集。

說到銘志之所以能夠著稱后世，是因為它的意義與史傳相接近，但也有與史傳不相同的地方。因為史傳對人的善惡都——加以記載，而碑銘呢，大概是古代功德卓著、才能操行出眾，志氣道義高尚的人，怕后世人不知道，所以一定要立碑刻銘來顯揚自己，有的置于家廟里，有的放置在墓中，其用意是一樣的。如果那是個惡人，那還有什么好銘刻的呢？這就是碑銘與史傳不同的地方。銘文的撰寫，為的是使死者沒有什么遺憾，生者借此能表達自己的尊敬之情。行善之人喜歡自己的善行善言流傳后世，就發奮有所建樹；惡人沒有什么可記，就會感到慚愧和恐懼。至于博學多才、見識通達的人，忠義英烈、節操高尚之士，他們的美善言行，都能一一表現在碑銘里，這就足以成為后人的楷模。銘文警世勸戒的作用，不與史傳相近，又與什么相近呢？

到了世風衰微的時候，為人子孫的，一味地只要褒揚他們死去的親人而不顧事理。所以即使是惡人，都一定要立碑刻銘，用來向后人夸耀。撰寫銘文的人既不能推辭不作，又因為死者子孫的一再請托，如果直書死者的惡行，就人情上過不去，這樣銘文就開始出現不實之辭。后代要想給死者作碑銘者，應當觀察一下作者的為人。如果請托的人不得當，那么他寫的銘文必定會不公正，不正確，就不能流行于世，傳之后代。所以千百年來，盡管上自公卿大夫下至里巷小民死后都有碑銘，但流傳于世的很少。這里沒有別的原因，正是請托了不適當的人，撰寫的銘文不公正、不正確的緣故。

照這樣說來，怎樣的人才能做到完全公正與正確呢？我說不是道德高尚且善于寫文章的人是做不到的。因為道德高尚的人對于惡人是不會接受請托而撰寫銘文的，對于一般的人也能加以辨別。而人們的品行，有內心善良而事跡不見得好的，有內心奸惡而外表良善的，有善行惡行相差懸殊而很難確指的，有實際大于名望的，有名過其實的。好比用人，如果不是道德高尚的人怎么能辨別清楚而不被迷惑，怎么能議論公允而不徇私情？能不受迷惑，不徇私情，就是正確公允和實事求是了。但是如果銘文的辭藻不精美，那么依然不能流傳于世，因此就要求他寫的文章也好。所以說不是道德高尚而又工于文章的人是不能寫碑志銘文的，難道不是如此嗎？

但是道德高尚而又善作文章的人，雖然有時會同時出現，但也許有時幾十年甚至一二百年才有一個。因此銘文的流傳是如此之難，而遇上理想的作者更是加倍的困難。像先生的道德文章，真正算得上是幾百年中才有的。我先祖的言行高尚，有幸遇上先生為其撰寫公正而不溢美的碑銘，它將流傳當代和后世是毫無疑問的。世上的學者，每每閱讀傳記所載古人事跡的時候，看到感人之處，就常常激動得不知不覺地流下了眼淚，何況是死者的子孫呢？又何況是我曾鞏呢？我追懷先祖的德行而想到碑銘所以能傳之后世的原因，就知道先生惠賜一篇碑銘將會恩澤及于我家祖孫三代。這感激與報答之情，我應該怎樣來表示呢？

我又進一步想到像我這樣學識淺薄、才能庸陋的人，先生還提拔鼓勵我，像我先祖這樣命途多舛窮愁潦倒而死的人，先生還寫了碑銘來顯揚他，那么世上那些俊偉豪杰、不常出現的有識之士，他們誰不愿意拜倒在您的門下？那些潛居山林、窮居退隱之士，他們誰不希望名聲流傳于世？好事誰不想做，而做惡事誰不感到羞愧恐懼？當父親、祖父的，誰不想教育好自己的子孫？做子孫的，誰不想使自己的父祖榮耀顯揚？這種種美德，應當全歸于先生。我榮幸地得到了您的恩賜，并且冒昧地向您陳述自己所以感激的道理。來信所論及的我的家族世系，我怎敢不聽從您的教誨而加以考究審核呢？榮幸之至，書不盡懷，曾鞏再拜上。

【解析】

本文是曾鞏為答謝歐陽修為其祖父曾致堯作墓志銘而作，時值慶歷七年。這封感謝信沒有空泛的溢美之詞，符合曾鞏一貫的行文風格，通過對墓志銘的作用以及流傳于世條件的分析，來述說并闡發“文以載道”的思想，表達了對道德文章兼勝的贊許。

全文結構嚴謹，行文如流水潺潺，起承轉合十分自然。首段“起”，交代寫信的緣起，并從側面表達了歐陽修文章之精彩以及自己的感激和敬佩。第二段“承”上“撰銘之謝”敘述撰寫墓志銘的意義。三、四兩段為“轉”，由美及惡，由古至今，先言今墓志銘的“二弊”，再強調立言者的素質是糾正今弊的根本條件——即“蓄道德而能文章”。五、六兩段為文章結構內容之“合”，將立言者之論歸于歐陽修，盛贊其道德文章。

本文作為感謝信，并不急于言謝，而是通過迂回曲折的敘述來緩緩道來，層層遞進，把自己的感謝與敬佩表達得淋漓盡致，更有許多學者認為本文是曾鞏風格的代表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