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極平常的豫想，也往往會給實驗打破。我向來總以為翻譯比創作容易，因為至少是無須構想。但到真的一譯，就會遇著難關，譬如一個名詞或動詞，寫不出，創作時候可以回避，翻譯上卻不成，也還得想，一直弄到頭昏眼花，好像在腦子里面摸一個急于要開箱子的鑰匙，卻沒有。嚴又陵說，“一名之立，旬月躊躕”，是他的經驗之談，的的確確的。

新近就因為豫想的不對，自己找了一個苦吃。《世界文庫》的編者要我譯果戈理的《死魂靈》，沒有細想，一口答應了。這書我不過曾經草草地看過一遍，覺得寫法平直，沒有現代作品的希奇古怪，那時的人們還在蠟燭光下跳舞，可見也不會有什么摩登名詞，為中國所未有，非譯者來閉門生造不可的。我最怕新花樣的名詞，譬如電燈，其實也不算新花樣了，一個電燈的零件，我叫得出六樣：花線，燈泡，燈罩，沙袋，撲落，開關。但這是上海話，那后三個，在別處怕就行不通。《一天的工作》里有一篇短篇，講到鐵廠，后來有一位在北方鐵廠里的讀者給我一封信，說其中的機件名目，沒有一個能夠使他知道實物是什么的。嗚呼——這里只好嗚呼了——其實這些名目，大半乃是十九世紀末我在江南學習挖礦時，得之老師的傳授。不知是古今異時，還是南北異地之故呢，隔膜了。在青年文學家靠它修養的《莊子》和《文選》或者明人小品里，也找不出那些名目來。沒有法子。“三十六著，走為上著”，最沒有弊病的是莫如不沾手。

可恨我還太自大，竟又小覷了《死魂靈》，以為這倒不算什么，擔當回來，真的又要翻譯了。于是“苦”字上頭。仔細一讀，不錯，寫法的確不過平鋪直敘，但到處是刺，有的明白，有的卻隱藏，要感得到；雖然重譯，也得竭力保存它的鋒頭。里面確沒有電燈和汽車，然而十九世紀上半期的菜單，賭具，服裝，也都是陌生家伙。這就勢必至于字典不離手，冷汗不離身，一面也自然只好怪自己語學程度的不夠格。但這一杯偶然自大了一下的罰酒是應該喝干的：硬著頭皮譯下去。到得煩厭，疲倦了的時候，就隨便拉本新出的雜志來翻翻，算是休息。這是我的老脾氣，休息之中，也略含幸災樂禍之意，其意若曰：這回是輪到我舒舒服服的來看你們在鬧什么花樣了。

好像華蓋運還沒有交完，仍舊不得舒服。拉到手的是《文學》四卷六號，一翻開來，卷頭就有一幅紅印的大廣告，其中說是下一號里，要有我的散文了，題目叫“未定”。往回一想，編輯先生的確曾經給我一封信，叫我寄一點文章，但我最怕的正是所謂做文章，不答。文章而至于要做，其苦可知。不答者，即答曰不做之意。不料一面又登出廣告來了，情同綁票，令我為難。但同時又想到這也許還是自己錯，我曾經發表過，我的文章，不是涌出，乃是擠出來的。他大約正抓住了這弱點，在用擠出法；而且我遇見編輯先生們時，也間或覺得他們有想擠之狀，令人寒心。先前如果說“我的文章，是擠也擠不出來的”，那恐怕要安全得多了，我佩服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少談自己，以及有些文豪們的專講別人。

但是，積習還未盡除，稿費又究竟可以換米，寫一點也還不算什么“冤沉海底”。筆，是有點古怪的，它有編輯先生一樣的“擠”的本領。袖手坐著，想打盹，筆一在手，面前放一張稿子紙，就往往會莫明其妙地寫出些什么來。自然，要好，可不見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