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散文名篇·吉州學記》唐宋八大家名作鑒賞

慶歷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①，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于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宜及，惟陛下所欲為，則天下幸甚。于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

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后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后至于大備歟。是以詔天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后為羞。

其年十月，吉州②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為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為勞。其良材堅甓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為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為侈。既成，而來學者三百馀人。

予世家于吉③，而濫官于朝，進不能贊揚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于人性，磨揉④遷革，使趨于善，其勉于人者勤，其入于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于禮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后為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于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于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后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怠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竭于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為公卿。問于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于其里，而長幼相孝慈于其家。行于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于道路。然后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于眾賓之后，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

故于其始成也，刻辭于石，而立諸其廡⑤以俟。

【注】

①天章閣：宋朝官廷中藏書閣名。宋仁宗即位后，專用于珍藏太祖、太宗御像及真宗御制文集、御書等宮廷物品。②吉州：治所在今江西吉安市，宋時治廬陵、吉水、安福、泰和、龍泉、永新、永豐、萬安等八縣。③予世家于吉：歐陽修籍屬吉州永豐沙溪鎮，平生自署廬陵人。④磨揉：即磨煉。⑤廡：堂下周圍的走廊、廊屋。

《吉州學記》作于慶歷四年（1044）冬，是歐陽修應吉州知州李寬擴遷州學之請而作的一篇敘事性散文。它既是非常規范的敘事性散文，又具有超出一般敘事性散文的文學品位，堪稱敘事性散文之典范。

歐陽修散文善以哲理入文，在敘事中加入議論成分，于平常的事件中，發掘出耐人尋味的意旨，《吉州學記》正體現出這樣的特點。文章以吉州知州李寬擴遷州學為中心事件，完整地交代了這個事件發生的背景、經過、結果，以及它的意義和影響，體現了敘事性散文的規范性特點。但作者并沒有拘泥于單純敘事，而是從舉賢才說起，進而宣揚自己立學的主張，由淺入深，以小喻大，見微知著。

詳細來看，吉州知州李寬擴遷州學，只不過是州縣的小舉措而已，作者卻將這個小事放置到“慶歷新政”、仁宗下詔在全國范圍內立學興教的大的政治背景中去思考，從而賦予這個小事件普遍性的深廣的意義。而后寫仁宗問政于臣，以眾臣的惶恐失措揭示出舉賢才的重要性，而賢良之才的大量涌現又有賴于學校的培養，所以興教立學也就勢在必行。而后以“三代極盛之時”的完備學制為例，又以立學之詔下而臣民云集響應為證，進一步說明立學興教深得民心。最后提出自己精辟的見解：“然予聞教學之法，本于人性，磨揉遷革，使趨于善，其勉于人者勤，其入于人者漸。”即教學的過程就是對人性的反復磨煉，要孜孜不倦、持之以恒，方才能夠有所成就。

從一件小事出發，深入挖掘出發人深省的哲理和啟示，而且又能論證有力，一語中的，歐陽修立意之高妙，令人嘆服。此外，這篇散文充實的內容、深刻的思想價值、謹嚴渾融的結構、真摯熱切的情感、流暢有致的行文風格，又給人賞心悅目的獨特美感，被茅坤譽為“典刑之文”，實非過譽。

后人評論

茅坤《宋大家歐陽文忠公文鈔》卷二十一稱贊本文是“典刑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