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義而后利者榮，先利而后義者辱

榮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體：先義而后利者榮，先利而后義者辱;榮者常通，辱者常窮;通者常制人，窮者常制于人。(《榮辱》)

【鑒賞】 大分，最大分界。常體，通常的體現。

這是講榮辱與義利的關系以及由此而來的處世之道。荀子并不如漢儒一樣否定利：“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漢書·董仲舒傳》)，而是讓人注意兩者的實現順序： 以“義”為出發點，利自然在其中;以“利”為出發點，不但得不到利，還會受辱。

那么，什么是義，什么是利，兩者的區別在何處?

“義”的繁體字為“義”。《說文》：“義，己之威儀也。”段注：“古者威儀字作義。今仁義字用之。……威義古分言之者……威義連文不分者，則隨處而是。……義之本訓謂禮容各得其宜。禮容得宜則善矣。”“這意味著，‘義’的本意是指在巫術——祭祀的禮儀活動中行為、舉止、容貌、語言的適當、合度”(李澤厚《說“巫史傳統”補》)——宜。

中國古代雖說有各種各樣的祭祀，但無論祭祀形式有多么不同，最核心的還是“心祭”。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論語·八佾》)便是強調這種“心祭”的重要性。“心祭”必“尚德”，而這個“德”，并非指個人的道德，而是“天意”、“道意”的顯現。中國文化“道”、“德”連用，就是說，孤立的個人無所謂德不德，只有“道”本身才有真正的“德”。這個“德”，隨時、隨地、隨事、隨心而顯，無標準、無規則、無定義，只看“當”與“不當”。所以，“義”的本義是“宜”。

那么利呢?《易·乾卦》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物足以和義。”“和，相應也。”(《說文》)我與天之德相應，我當然有德。有德之人，必得。義(宜)中可以有利，也可能無利，終是大利于我。因為“天”、“道”不可能不利于“我”。說到底還是一個“宜”。

但是，和世間的任何事物一樣，一旦某種“義(宜)”反復出現之后，其內容必然被抽空，而形式被保留下來，從而發展成一個新事物。對這種新事物的認定，就成了一種新的“利”。而當新的“義(宜)”出現時，這舊的“義(宜)”反而會起阻礙作用了。當年改革開放時就是如此。如果依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改革開放簡直就是“見利忘義”。大力發展生產，搞市場經濟，這不是典型的“求利”么?可三十年下來，事實證明，這“求利”，恰恰就是當年的“義(宜)”。

“義利之辨”，有時候是不能那么僵化的。

今天，我們又走到一個“義利之辨”的關口。今天的“義(宜)”是什么?這恐怕依然是要“摸著石頭過河”的。但不管怎樣，我們總該記住兩千年前荀子的告誡：“先義而后利者榮，先利而后義者辱”，“榮者常通，辱者常窮”。只有這樣，這一路上的關口，才能從容地邁過去。